我躺在粗糙的水泥地上，鼻腔中混合着血腥味與硝煙味，整個肺部猶如火燒，右邊視野則浸泡在一片血紅之中。驚慌失措的人群中不斷傳來尖叫聲，有女人，也有男人，謝天謝地沒有孩子。CNN的直升機還在上空盤旋，記者和攝影師正不怕死地探出頭來，冒着被一槍爆頭的風險報道這起駭人的意外事件。

我聽到莎倫·卡特在大喊大叫。她跪在我身旁，彎下腰一隻手按着我的脖子，白皙的臉上有噴濺上去的紅色斑點，讓她看起來仿佛戴了半張紅色面具。她的眼睛裡盛滿憤怒和恐懼。

“他快不行了！”她沖旁邊的人大喊，“叫救護車！”

與此同時，我的意識正像被狂風破壞的沙堆一樣四散坍塌。我努力聚集起渙散的意識，但就像即将入夢的人一樣，我正逐漸失去控制思考的能力。

我想：那殺千刀的玩意兒代号是“查理”。

我舉起右手，感覺像是舉起幾百斤的水泥，用盡全力沖着直升機攝像頭的方向打了一個手勢。然後，我僅剩的半邊視野也緩緩陷入黑暗。在那裡，一切都将不複存在，隻有漫長無盡的噩夢；在那裡，反複出現的不是披着床單的幽靈，而是巴基曾在那座海底基地中發現的卡片，上面畫着破碎的盾牌。

幾個小時之前。

“這是什麼？”

我盯着面前這個身材高挑纖細的金發女郎手裡拿着的衣服，開口問她。

“西裝。你要穿着西裝去法院，隊長。”莎倫耐心地回答我。我知道，她和史蒂夫認識，很可能還關系匪淺。但我不确定她是否是知情者。即使她真的和成功逃亡的史蒂夫有過聯絡，并且知道我的身份，她也完全沒表現出這一點來。

不過這些都不再重要了，因為庭審就在幾個小時之後，而我的計劃就是在法庭上聲明自己的身份。

這沒什麼好吃驚的，對吧？我壓根就沒想過頂着美國隊長的名字發表任何演講，然後再替他把牢底坐穿。坦白而言，替自己坐牢已經夠糟糕了。更何況，我認為史蒂夫最終還是會露面的。他不會和巴基就此隐姓埋名、浪迹天涯，把這些事統統抛到腦後的。

那不是他的風格。

然而這幾天仍舊過得異常漫長。鑒于沒人好心來告訴我事情發展得如何了，我也無從判斷範德梅爾是否如約澄清了維也納恐襲事件的真相。我盡量不去擔心這件事。她要是沒有說到做到，那我也就不必遵守我們之間的約定了。

實話實說，我對給她當小白鼠并沒有多少熱情。

我現在真正擔心的是，托尼和娜塔莎究竟跑到哪裡去了。自從那天那場不算愉快的交談之後，我就再也沒見過他們。當然，就算得到什麼消息，我自己還身陷囹圄，也不可能往他們中間再插一腳，把事情搞得更糟。然而我還是忍不住擔心，就好像我通過某種第六感預知出他們有大|麻煩了似的。

事實上，我們大部分人直到兩年後才真正搞明白，這場麻煩究竟有多大。

此刻，就在我兩輩子加起來頭一次穿上西裝的時候，托尼正帶着他的隊伍前去截殺史蒂夫和他的隊伍，地點遠在烏克蘭。我想這場内戰不分勝負、兩敗俱傷，羅迪和旺達在戰鬥中各自受到了重創，幻視脫離了托尼的隊伍，巴頓的肋骨和他的弓箭一樣裂開了，而史蒂夫和巴基則不知所蹤。到最後，幾乎所有站在隊長那邊的人都變成了通緝犯，被迫開啟了灰頭土臉的逃亡生涯。這些都是很久之後山姆講給我聽的。我不知道這些人是否後悔當初選擇幫助史蒂夫，但我猜就算再來一遍，他們還是會這麼做。

但在那時，我對此一無所知。他們在基輔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我正坐在中情局提供的防彈專車上，前往聯邦最高法院。至少有一個戰隊的特種兵護送我，還包括分别來自中情局、聯邦調查局和神盾局的特工，各個全副武裝、荷槍實彈。

浩浩蕩蕩的車隊在那棟白色的古希臘神廟式建築前停下。還沒下車，我就已經聽到看熱鬧的人群發出的呼喊聲，即使他們被攔在了幾十米開外的地方，也依舊不能阻止他們咒罵或者表達愛意的熱情，隻可惜他們看到的這個家夥是個冒牌貨。

莎倫從另一邊下車，站到我右手邊，低聲說：“跟我來，隊長。”我邁開腳步。當然，直到最後，我也沒能踩上法院前的那些台階。

暗殺就在這時開始。

在狙擊子彈切開空氣的那一刹，我其實感覺到了不對勁。可能是被獵手盯住時那種毛骨悚然、脊背發涼的感覺，也可能是在現場一片閃光燈中引起我潛意識警覺的某個不正常反光。我的神經微微刺痛了一下，提醒着我蟄伏在暗處的危險。

電光火石之間，我往旁邊飛快地閃了一下。但幾乎沒能移動幾公分，那顆該死的子彈就呼嘯着就射進了我的左胸，離心髒大概隻有一指寬的距離。我不由自主地往後一仰，那感覺仿佛被燒紅的烙鐵當胸刺穿。身旁的特戰隊最先發現不對，有人高喊了一聲：“狙擊手！”

沒錯，該死的狙擊手，他媽的十點鐘方向，你們這群白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