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賢者，當以正道直谏，若三次勸谏不被采納便挂冠而去。他們贊譽他人不圖回報，指摘過錯不懼結怨，始終以利國利民為本。因此，不稱職的官職絕不接受，無功之祿斷然拒絕；見人行不義，縱是權貴也不逢迎；見人品德污濁，即便尊長也不屈膝；得官不喜，去職不怨；若非己過，雖受屈辱亦無愧色。"

"而你們所謂的'賢者'，卑躬屈膝谄媚逢迎，互相勾結謀取私利，排擠正直沽名釣譽。他們假公濟私，踐踏律法，魚肉百姓；将官職當作威權，視法律為工具，橫征暴斂——這簡直和持刀搶劫沒有兩樣！初入官場時便機關算盡，捏造政績欺瞞君主以謀高位；任職期間打壓賢能，虛報功勞，無中生有，以求權勢；整日飲酒作樂，歌舞相伴，不顧父母，禍害百姓，掏空國庫——這等行徑根本是不用刀劍的強盜，不用弓箭的暴徒，欺瞞父母未被懲罰，弑君篡位未被讨伐的惡徒！憑什麼稱得上高潔賢才？"

"盜賊橫行不能制止，蠻夷作亂無力威懾，奸邪叢生無法遏制，吏治腐敗無從整頓，四時失調不會調和，年景荒歉不懂應對。有才不施是為不忠，無才居位是為竊國；任人唯親，以财取士，實乃虛僞！你們難道不見貓頭鷹與鳳凰同飛？香草蘭芷被棄荒野，蒿草卻成密林，緻使君子隐退而小人得勢——說的就是你們這類人啊！"

"傳承古道本是君子之義。我們占蔔者必先效法天地，順應四時，遵循仁義，布策定卦，校準星盤，方能解說天地利害、事情成敗。昔日先王建國，必先龜甲占蔔日月之象才敢登基；選定吉日才入主宮室；生子必先占蔔吉兇方敢養育。伏羲創八卦，文王演周易而天下大治；越王勾踐用文王八卦破敵稱霸。如此說來，蔔筮何曾有過錯處？"

"再說占蔔之道：先要灑掃設座，端正衣冠，方才論事，這是禮儀；所言能讓鬼神享祭，忠臣侍君，孝子奉親，慈父育子，這是德行。收取些許卦資，卻能助人病愈、起死回生、消災解難、促成大事、婚配養生——這般功德豈是幾十文錢能衡量的？這正是老子所言'至高之德不顯于形'。占蔔者功德大而酬勞少，不正契合老子之道嗎？"

"莊子說：'君子内無饑寒之憂，外無劫奪之患，居高位而謙恭，處低位不害人，這才是君子之道。'占蔔這行當，無需囤積财物，不用修建府庫，搬遷不需車隊，行囊不顯沉重，技藝永無竭盡之時。帶着取之不盡的智慧遊走世間，即便莊子的境界也不過如此，你們憑什麼說占蔔不可取？"

"天傾西北故星辰西移，地陷東南故彙聚滄海；日到中天必西斜，月滿則虧是常理。先王之道本就時隐時現，你們苛求占蔔者言必應驗，豈非荒謬？"

"看看那些謀士說客吧！他們為主謀劃必稱先王，言必道上古，誇大前人功績，渲染失敗教訓，以此左右君主心志。要說誇誇其談，還有比這更甚的嗎？但若想強國建功，又不得不如此。而占蔔者不過是引導迷茫、教化愚昧，愚昧之人豈能一點就通？自然要多費口舌。"

"所以千裡馬不與疲驢同駕，鳳凰不與燕雀為群，賢者不與庸人為伍。君子甘居卑微以避俗流，韬光養晦以全德行，悄然行善消弭禍患，順應天道，輔佐君主，造福百姓，卻不求顯赫聲名。你們這群人隻會随波逐流叽叽喳喳，哪裡懂得長者的處世之道呢！"

宋忠、賈誼聽完這番話，仿佛突然被抽空了魂魄，面色煞白如紙。兩人呆坐無言，許久才恍惚起身，顫巍巍地整理着淩亂的衣襟，向司馬季主深深作揖告退。他們踉跄着走出門庭，恍若行屍走肉般挪到馬車前，幾乎是爬着鑽進車廂。當車簾垂落的瞬間，兩位大夫突然佝偻着脊背伏在車轼上，額頭抵着冰冷的橫木，胸口劇烈起伏卻像被巨石壓住，連一絲氣息都喘不上來。

三日之後，宋忠在宮門外遇見賈誼，兩人避開人群悄悄私語，相視歎息道："德行高深者愈能安身，權勢滔天者愈發危險。我們身處顯赫之位，恐怕離災禍不遠了。占蔔若有差池，不過損失些米糧；可若為君王謀劃失誤，便是萬劫不複。這差距猶如天冠與草鞋之别，正如老子所言'無名乃是萬物本源'。天地浩渺，衆生紛纭，誰能預知安危所在？你我這般淺薄之輩，怎配妄議司馬先生之道？他雖隐于市井，卻比曾子這般聖賢更得長久安甯。"

後來，宋忠出使匈奴中途折返，獲罪遭貶；賈誼擔任梁懷王太傅時，因梁王墜馬身亡絕食自責，最終郁郁而終。這正是追逐虛名而喪失根本的悲劇。

太史公感慨：古代蔔者多被史書遺忘，唯獨司馬季主的事迹值得載入青史。

褚少孫補記：我在長安為郎官時，常見賢士模樣的占蔔者。他們舉止從容，衣冠整肅待客，頗有君子風範。即便面對輕佻婦人問蔔，也始終端莊肅穆，從不谄笑逢迎。自古以來賢者避世之法各異：有人隐于湖澤，有人緘口市井，而司馬季主選擇藏身蔔肆保全真我。這位楚地賢士遊學長安，精通《易經》與黃老之學，其與兩位大夫的雄辯展現的深邃智慧，絕非淺薄術士可比。各地以占蔔聞名者代不乏人，正如古語雲"富足為上，顯貴次之；既得富貴，當以技藝立身"。黃直以相馬聞名，陳君夫以女流之身精于劍術，張仲、曲成侯以擊劍稱雄，留長孺善相豬，荥陽褚氏精于相牛——身懷絕技者皆有超世之風，不可盡數。所以說："非其地不植樹，非其志不施教。"家教之道，當順應子女天性引導發展，故雲"觀其宅院可知家主境界，察其子女可明父母賢愚"。

我在郎署當值時，曾聽太蔔署同僚說起：漢武帝曾召集各派占蔔家，問某日可否婚娶。五行家說吉，堪輿家言兇，建除家稱不祥，叢辰家斷大兇，曆法家判小兇，天人師道小吉，太一術士言大吉。衆說紛纭難決，最終诏令"避兇趨吉，以五行之說為準"。可見世人終究信奉陰陽五行。

占蔔之術源遠流長，吉兇推演之法早載于《墨子》。雖齊楚各地方法各異，典籍多已散佚，但後來者承繼不絕，唯司馬季主獨領風騷。他既能保全自身于暴秦亂世，又能終老于太平年代，實乃真正得道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