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正誠，男，48歲，離異，育有一女，歸前妻扶養。老家K省，985師範院校畢業，曾在老家一所私立學校任教導主任，五年前來到揚帆，任英語組組長。

在同事們口中，他是個儒雅随和且體貼的人，他記得每個老師的生日，以及他們是否婚育，每年的婦女節、母親節、聖誕節都不忘分派禮物。

而在他的學生眼裡，他也是個不可多得的好老師。他聲音好聽，語調溫和，發音很标準，講起知識點來清晰明快，都是非常實用的應試技巧。而且他從不拖堂，作業也布得少，逢年過節常在群裡發紅包。

他的确僞裝得很好。連曾經的我都被他的假面迷惑了。

他的教室和辦公室都在一樓，不是我負責的區域。我見他的次數不算多，但對他印象很深：因為他對我熱情得奇怪。

很少有人會主動和我這個清潔工說話，頂多也就是點個頭、打個招呼，他卻每次都要刻意停下與我攀談一會兒，有時會給我一種在沒話找話的感覺。

我本能地警覺，曾和許優瑗談過他，許優瑗告訴我，他也經常和她聊天。他說，因為她很像他的女兒——離婚後，他們很久沒再見了。

于是，我便以為是他知道了我的一些身世，聯想到和我年齡相仿的女兒，也和其他人一樣，覺得我可憐。

現在想來，我真是愚蠢得可怕。

當然不排除完美人設的存在，或許真的有人就是如此儒雅随和、彬彬有禮、熱情大方。但這概率太小。

當以“他有問題”為前提回顧記憶時，一切便有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他對我、對許優瑗所抱有的感情，難道真的僅是因思念女兒而産生的移情嗎？

答案已呼之欲出了。

此外，我還有一個大膽的猜測：他或許并不是首犯。

他侵犯許優瑗是在3月8日，許優瑗自殺則是4月1日，中間近一個月的時間裡，他沒有表現出任何的異常。

他照常上課，照常與我交談，他對大家的态度沒有一絲一毫的變化。他甚至去參加了許優瑗的葬禮，用一個老師該有的态度對她的父母道一聲“節哀順變”。

如果不是他的心理素質極強，對許優瑗的死毫無愧疚和恐懼，那便是他已有了經驗，知道該如何調節才能維持自己的完美假面了。

我聯想到了他的婚姻，他口中“很久沒再見”的女兒，以及他已至中年忽然辭職來到S市，當了一個工資比先前低不少的機構老師經曆。

他離開K省，到底是因為什麼？

四月份的自考結束後，我去了謝正誠的老家：K省F市。

謝正誠原來的學校是一所六年制的私立中學，在整個K省都頗負盛名，通過學校網站，可以輕松找到他的工作經曆，以及他和學生們的合照。

我聯系到了他在這個學校教的最後一屆的班長，她也當了老師，也在這個學校。我謊稱自己是謝正誠未婚妻的妹妹，以想要調查自己未來姐夫的人品為由，和她見了一面。

謝正誠根本不是主動辭職，而是學校逼他走的。讓他引咎辭職，都算是很大的面子了。

“為什麼要開除他？他做了什麼？”我緊緊盯着對方的眼睛。

“他……”她不敢直視我，臉上寫滿為難，“我畢竟也是學校老師，要是領導知道這些事情是從我這裡傳出去的——”

我能夠理解她，于是我告訴她：“你不用和我說話，隻需要回答我的問題，點頭或搖頭就好。”

“那時你們班是不是有人出了意外，且是個女生？”

她驚恐地望我，猶猶豫豫地點頭。

“女生的家長有沒有鬧到學校？”

搖頭。

“女生現在還活着嗎？”

搖頭。

“這件事情被學校壓下去了嗎？”

點頭。

“現在還能在網上找到有關這件事的信息嗎？”

她先是搖頭，然後遲疑了。不久，她拿出手機，點開通訊錄，劃到底下，亮給我看。

我長舒了一口氣：“謝謝。”

我将咖啡一飲而盡，站起身：“你沒有和我提及任何有關他的事情，我來找你，隻是因為家裡親戚想考你們學校，咨詢一下流程。”

說罷，我便離開了。

我記住了那串号碼，它的主人是F市日報的一名記者。

我向她表明了來意，她在電話裡表現得很激動，當即從出差地趕回來，邀請我去她家聊聊。

五年前，她曾深入調查過謝正誠此人，并發現了許多可疑之處。但因為當時學校一力彈壓，她沒能将報道發出去。

她猜測，受害者其實不止兩人，除許優瑗和五年前那位名叫李夢月的女生外，至少還有他的女兒謝婉柔。

謝正誠的确離過婚，但他沒有親生的孩子，所謂的女兒其實是繼女。她母親在她很小時就和謝正誠結婚了，直到她十四歲時才分開。她如今在國外工作，她的媽媽三年前患癌去世後，她便沒再回來過。

我們分别聯系了李夢月的母親和謝婉柔本人，但沒有人願意參與控告謝正誠。

是人之常情，畢竟沒有人會樂意将已經結痂的傷疤再撕裂一次。

記者姐姐很失落，我卻一早料到了結果——我本就不是為了請她們加入。

我幾次聯系她們，隻是為了得到一個回答：如果他再次犯案，她們是否願意配合警方調查，說出真相？

兩人都考慮了很久，第二天，我得到了肯定的答複。

我很快回到了S市，繼續做清潔工。

我謊稱自己扭了腳，爬樓梯不便，找領導把自己的工區換到了一層——也就是謝正誠所在的樓層。

我有了頻繁接觸謝正誠的機會。而他對我的興趣也更甚從前了。

他旁敲側擊地問我對許優瑗的看法，我按捺胃裡的惡心，垂着眸說完全想不到她的抑郁症已經到了那麼嚴重的地步。

他相信了我的話，安慰我說：“或許在優瑗心裡，這是一種解脫。”

于是我适時落淚，而後掩面哭泣，他給我擦淚，最後，他的手臂攬住了我的肩膀。

我沒有反抗，仿佛完全沉浸在悲傷中。

那次之後，我開始展現對他的好感，主動對他微笑、和他聊天；仔細整理他的工位，每天給他桌旁的盆栽澆水；他上課時，我總要在窗外旁聽，站在最顯眼的位置，使他一眼便能望見我臉上的欽佩。

慢慢的，他也變得大膽了。他開始給我帶禮物，零食糖果、發圈發卡、這個年齡的女生會喜歡的各種小裝飾品，得知我沒有智能手機，他還把自己的舊手機送給了我。他會在給我遞東西時用指尖觸碰我的手，借别發卡的名義撫摸我的耳朵，下課後，他會留在學校陪到我下班，然後送我回家。

這個過程，曆時一個月。

差不多該收網了。

五月底，我忽然告訴他，我要辭職了。

他很詫異，竟一下抓住我的手腕，問我為什麼。

“你放手！”我慌亂地甩開他，刻意喊得很大聲，路過的一個老師疑惑地往裡瞄了一眼，走遠了。

我怯生生地後退兩步，雙手緊緊抓住上臂，将整個人瑟縮起來，結結巴巴地答道：“我，我覺得……覺得自己不适合留在S市，想，想回老家發展。”

我一步步退到門邊，一邊拉門把手，一邊高聲道：“我這周做完就走了，你，你别送我，我自己能回家。”

說完，我奪門而出，奔到街上——監控正對着的位置，抹起了眼淚。

那天回家後，我去找了記者姐姐。她請了假來到S市，住在離我家不遠的地方。

“一定要這樣嗎？”她面帶不忍，“如果失敗了怎麼辦呢？”

“一定。”我凝視窗外的燈火，“這是最簡潔的辦法。”

“不會失敗的，他必須付出代價。”

5月31日，周日。晚上六點半，天才擦黑，學生已經走光了。

我獨自在保潔室裡收拾自己的東西，用削水果的小刀拆快遞紙闆、踩實、捆好，把可以賣的雜物裝袋，整理自己的東西，同時和記者姐姐保持着通話。我們聊了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走廊盡頭遠遠地傳來腳步聲，我将手機垂直放進鐵皮櫃子的縫隙，松手，讓它滑到底端。我“哎呀”一聲，對電話那頭說：“我手機掉縫裡了，你自己挂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