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蘭早先防範的很好，但在奧密克戎面前也敗退了，那麼一個孤島，最後也淪陷了，這東西的傳播速度太快，過去兩年，開封隻要封個十天半個月就差不多能解決，這一次，卻好像是怎麼也解決不了。

廣州能爆發二十多萬。

在疫情這件事上，廣州一直是學神的存在。

鄰着邊界，又鄰着香港，還是一線城市，人員密集，但他們控制的一直很好，這一次，也來了個大爆發。

說這個病毒很難控制，我是同意的。

當然，真要控制，也絕對可以——在徹底放開之前，廣州隻剩下三個社會面了。

但，代價太大了。

這種封控，代價真的非常大。

人力物力财力。

我還記得在整個20年，開封好像隻搞過一次核酸，而且據說是演習，反正當時也沒有核酸驗證，我們排隊做了一次，然後整個一年都沒有。

我們家，真正同核酸打交道，是21年。

從上海回來，上海那邊有确診病例了，然後小孩的學校要求核酸。

我找了個離家近的醫院帶着小孩去做了一次。

那時候出結果還很慢，要兩三天，也非常貴，四十還是五十我有些忘了，那是我們家在核酸上最大的一筆開銷，再後來帶上我前面說的兩次核酸，第一次就做了小孩自己的，混采，四塊錢；第二次我們家三口混采，十二塊。這三次核酸的錢加在一起，不超過一百塊。

不過22年的時候，我們就和全國人民一樣經常做核酸了，最勤的時候，天天都需要做。

哦，又說遠了，為什麼我們20年沒核酸呢，因為開封窮，說全民做一次核酸需要幾百萬，開封沒這筆預算。

後來有一個賣菜的姑娘說核酸這個事——現在攻擊政府，說什麼核酸掙錢了，讓你出錢了？！

那姑娘是開了一個賣菜的小店，封控對她也有影響，但她覺得真放開了，恐怕更不好。

全民核酸，一次又一次，我不知道花了政府多少錢，但醫保上，應該是真的沒錢了。

22年暑假的時候，我和小灰灰都去做了一次腸胃鏡，過去住院，就是交一個押金，然後因為有醫保，會先扣醫保上的錢，真不夠了，護士再通知你，你再去交，一般來說，不是什麼大病，不需要動刀的話，很少需要再補交，就是我家太後，這種報銷比例最低的居民醫保，五六千塊錢的病，最後自己拿的應該也就是三千左右。

職工醫保的報銷比例是要更高的，而且醫保卡上也還有錢，會先扣那裡的。

這一次卻是要先把錢交了，到最後出院的時候再退回來。

我和小灰灰都是這樣。

開封有四百萬人，哪怕核酸的成本一次隻是一塊錢呢，一次也是四百萬，這個比例放到全國，有些不敢想象。

所以，封控對國家來說，也是承擔了很大的壓力，是不是還能承擔，應該是能的，但這個時候，如果有人，而且很多人在叫着放開，那國家會不會想放開？

我對李玫瑾老師的一段視頻很有印象，因為過去我非常喜歡李老師，還買了好幾本她的書，我覺得在犯罪心理學上她說的很到位。

反社會人格、邊緣人格，分析的很透徹，我在和Q7的相處中，也會不斷的提醒自己，不要犯那些讓自己終身後悔的錯誤。

但是這一次，李老師的一段話令我目瞪口呆，她說奧密克戎就是攻擊咽喉的，不會攻擊廢，不會給人造成太大影響，現在這種封控完全沒有必要。

我當時的感覺是，怎麼能這麼說呢？怎麼能這麼說的？不對吧！這不對啊！

毫無疑問，李老師是有相當社會影響力的人物，雖然她不是病毒專家，但她的話，無疑會令很多人相信。而像她這樣，在那個時候攻擊封控的專家、學者，乃至各行各業的，不止一個，出現問題的地方，也不隻一個。

于是，就是真的放開了。

蕭二有這麼一個簽名——陛下，這不是時代的一顆沙，這是沙塵暴！

一開始還是零星的，但很快，我們就開始不斷的聽到有人感染，乃至有人去世的消息，令我們全家害怕的是一個80後女公務員的去世。

我婆婆直接被吓哭了，因為她認識她，她們是一個局的。

她退休了，而那個女公務員還在她當初的單位工作，現在是一個領導。

這個女公務員的丈夫是小灰灰車友會的——小灰灰接到這個丈夫的電話，想讓他幫忙找一下殡儀館的關系，看能不能插隊先燒，因為醫院沒地方放了。

小灰灰給殡儀館的朋友打電話，對方告訴他，前面排着一百多号，誰的忙也幫不了，什麼忙也不敢幫，他一天一夜沒有合眼了，都覺得自己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