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這一年一直到4月底為止，氣溫都徘徊在溫暖宜人的區間内。但是一進入5月，熱浪幾乎是一夜之間就席卷了上海。整條霞飛路[1]都被蟬鳴聲所籠罩，似乎夏蟲在也為這猝不及防的酷暑大吐苦水。

年輕人從葛羅路[2]轉進霞飛路後，一眼就看見了寶昌路消防站[3]醒目的塔樓，老一輩的人還是習慣叫那個地方“救火會”。去年它剛粉刷一新，讓一旁的巡捕房相形見拙。

往另一個方向看，還能看見恩派亞大戲院[4]的招牌，它的老闆，上海灘上的“電影之王”雷馬斯這些年已經風光不再，戲院也租與中央影戲公司經營，烈日當頭，新派男女們也找不到看電影的熱情，如今那裡真可謂門可羅雀。

再往前走是尚賢坊，時稱“杭州第一美人”的王映霞就曾寄居在那裡，如果早幾年路過此處的話，很有可能看到精心打扮後的郁達夫正站在尚賢坊門口躊躇地向裡張望。再往前，是門禁森嚴的法租界公董局[5]。幾個皮膚黝黑的越南人一本正經地站在門口，他們筆挺的制服跟寒酸的長相經常會引來一些自我感覺良好的本地人的嘲笑。

走過公董局，就可以看到擴建中的龐然大物培文公寓[6]，它的樣式摩登得很，跟周圍建築有些格格不入。

漁陽裡就在距離培文公寓不遠的地方，過了漁陽裡，可以看到霞飛坊[7]那些所謂的新式裡弄，許廣平和魯迅就住在此處。年輕人的目的地也在這裡，他真希望自己是來拜訪魯迅先生的，但是他心裡也很清楚，那種重要的采訪任務當然落不到他頭上。

越往弄堂深處走，四周的房子也就越寒酸，大量廢棄的家具與廚具被随意地堆在了弄堂裡，堂堂的新式裡弄，仿佛都被淹沒在了這些往日的瑣碎中。年輕人要拜訪的房子就在弄堂盡頭，看它的樣子，似乎正在用碎磚與舊木柱支撐着最後一點搖搖欲墜的體面。

一個身穿長衫的老派學究正站在門口迎接年輕人，他身形消瘦，鼻梁上架着一副變了形的眼鏡，長衫已經陳舊褪色，熨燙得倒還算妥帖，雖然不過五十上下的年紀，下巴上一绺山羊胡卻已經花白。他臉上挂着十分刻意的閑适神色，似乎想讓自己看起來沒有等上很久。

“是……小劉嗎？”他有點遲疑地朝年輕人喊了一聲。

年輕人急忙快走幾步來到學究面前，熱情地朝他伸出手：“是王策先生是吧，我是《文藝新報》記者劉文輝。”

名叫王策的學究勉強做了一個笑容，遲疑地同年輕人握了下手，從他别扭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對于《文藝新報》找這麼一個毛頭小子應付自己感到非常不滿。

王策把劉文輝讓進小屋，屋子裡比外面暗了許多，卻一點都不見陰涼，房間本來就小，擺上家具後，幾乎隻剩下了一條過道的空間，而這過道還被一台留聲機占據了大半，劉文輝不得不側着身從那個攔路虎身邊走過，像極了忍氣吞聲小媳婦。兩個木椅子艱難地在家具之中維持着立錐之地，頗有點四面楚歌的意思，當劉文輝在它們其中之一上坐下去的時候，他覺得他自己也成了這逼仄房間裡的一件家具。王策随後鑽進了廚房，一陣鍋碗瓢盆聲響之後，他的聲音從廚房裡傳出來：“是要喝茶還是要喝咖啡呀？”

劉文輝心中頗為訝異，這窮酸學究原來也有這麼講究的一面，他禮貌地回答了一句：“咖啡好了。”廚房裡“哦”了一聲，不久後，王策就捧着咖啡出來，鄭而重之地擺在劉文輝面前。

劉文輝看着面前的咖啡簡直哭笑不得，他本就對咖啡的質量不抱希望，但怎麼都沒想到，這西洋人的飲品竟然盛在一個又粗又俗的大瓷碗裡頭，看來，這位王先生的生活就是一個大戰場，精緻與貧窮這一對宿敵已經在戰場上厮殺得屍橫遍野了。

王策也為自己泡了一碗咖啡，他還拿出了一個茶罐子，裡面是一些結了塊的奶粉。“要不要加牛奶？”他問。劉文輝急忙搖頭：“我習慣喝清咖！”

這咖啡既不解暑也不解乏，劉文輝壓下了滿肚子的嫌棄幾口灌了下去，就匆匆進入正題：“王先生，3年前，在《新世界》報紙上連載的小說《白衫郎》，是您的大作吧？”他一面說一面掏出筆記本和原子筆，盡量讓自己顯得像是個精明強幹的記者，他是第一次單獨出來采訪，不想掉了報社的面子。

“哎，大作算不上，是鄙人的小小拙作，讓你見笑了。”雖然嘴上是這麼說，但是看王策此時的表情，臉上幾乎要開出花來。

“那王先生，您是怎麼想到要寫這麼一部驚悚小說的呢？”

“其實啊，寫這麼一個故事，是我從小的志向，我的整個求學生涯，一直在為這個志向做準備呀。哦，忘了告訴你，我是比利時比京大學[9]亞洲史系畢業的。”王策說着，從長衫裡掏出了一張折疊得四四方方的畢業證。

年輕人聞言大感意外，這麼一個土得掉渣的學究，還竟然喝過洋墨水。他接過畢業證，胡亂地看了起來。劉文輝隻學過最基本的法語，而且工作之後就早扔到爪哇國去了，僅僅開頭幾行短短的聲明就已經看得他暈頭轉向，如同被正宗的法國長棍重重敲了腦袋。沒奈何，他隻能讪笑着将畢業證交回，心中湧起了一股夾雜着敬意與嫉妒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