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懷疑過量的麻醉已經對我的大腦造成了損壞。

不然我不可能至今依然面對着娜塔莎·羅曼諾夫無動于衷。

“這些”，她将裝着補辦的id卡、護照、銀行卡等卡照的透明文件包遞給我。

“謝謝”，對着無微不至、不僅幫我交接遺産後續處理，還來接我出院，包攬了繳費和卡照辦理等一系列事項的律師，我真誠地表達了謝意。

對，我收到的遺産。

埃斯佩蘭薩的遺産。

“綠墓公墓”

司機聽到目的地對我投來了憐視的目光，我想他把我當成了這些天裡、在紐約大戰中受傷并失去家人的乘客中的一位，盡管這具身體的主人的确失去了雙親。

我把文件包抱在懷裡，靠在座椅背上閉目養神。

埃斯佩蘭薩的記憶從兩歲半坐在公園秋千裡開始，到紐約大戰前一天晚上接到父母說第二天要來她的住所看望她的電話為止。

加在一起年齡超過百歲的中年夫婦，因為想念獨立出來自己住的獨女，從華盛頓驅車趕來探望。

他們心心念念地出發時，他們的女兒已經被另一個世界的陌生靈魂取代；當他們驅車開到曼哈頓，齊塔瑞人剛巧從傳送門裡舉着槍落下來。

多麼無辜且巧合的滅頂之災。

我最早的記憶也能追溯到兩歲多時母親幫我推秋千，我甚至記得清當時自己穿着的淺綠色連衣裙的顔色。在我的世界，我最後的記憶是睡前父親敲門告訴我“明早六點社區統一核酸監測”，我罵了一聲“草”關上手機倒頭就睡。

人的腦容量是有限的，雖然無法具體測算有多少個G的内存。

如果我的記憶大小是一千個G，埃斯佩蘭薩的也有那麼多。

昨天的頭痛隻持續了一小會兒，那一千個G就順滑的流進我的海馬體，和我自己的記憶混在了一起。

現在那兩千個G在我腦海裡打架，我一會兒覺得十八歲生日時在酒店和親戚一起吃了成人酒，收了一堆紅包；一會兒覺得十八歲生日的時候父親租了個小型遊艇，我和高中的虛假好姐妹坐在裡面夜遊哈德遜河，一起開了幾瓶中檔香槟。

這樣下去也許我會隻剩一半，另一半是埃斯佩蘭薩。

站在布朗先生和布朗太太的墓前時，我剛拉上文件包的拉鍊。結賬的時候我取出了裡面的銀行卡，再放回去時拉鍊很頑固地卡住，我就這麼一邊試着用蠻力拉上它一邊往娜塔莎告訴我的墓碑方位走過來。

布朗先生是做風投的專業理财人員，布朗太太是同家公司的财務會計。他們給女兒留下的信托和資産是房屋損毀賠償的幾十倍，我再也不會被出租車打表器上的數字吓到了。

我走得離墓碑更近了些，近到蹲下膝蓋就會磕到石棺邊緣。

“mama”，埃斯佩蘭薩的眼淚從我眼裡流了出來。

将小裙子放在我身前比較大小的年輕女士，開車送我去上鋼琴大師課的男士，親手為我做生日蛋糕、站在餐桌前笑着等我吹蠟燭的男士和女士，挽着我的臂彎和我一起逛百貨的女士，幫我撩起碎發放到耳後、眼角生出魚尾紋的溫柔女士，同意我獨立、給我買了公寓卻滿眼擔憂，擡頭紋堆起溝壑的中年男士……

“papa”，埃斯佩蘭薩的哭聲從我嗓子裡喊了出來。

爸爸，媽媽。

我好想你們。

——

埃斯佩蘭薩的記憶最終留下了三分之一，我不知道我被替換掉的那些記憶都有什麼，因為我已經不記得我忘掉了什麼。

“嗨，吉爾頓太太”，我關上家門，和剛好提着塑料袋上樓的房東打招呼。

我最終沒有選擇離開紐約，在布魯克林租了一間聯排公寓。

推開卧室的窗戶，一眼就能看到綠墓公墓裡教堂的塔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