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楊教授，您是犯罪心理領域的專家，您一定知道童年經曆對人格塑造的重要性，當年我初次接觸心理學的時候問過她，我問她難道不知道從出生到三歲是依戀形成的重要階段嗎？她就看着我，完全找不出話來回答我。既然沒有做好負責的打算，當初又為什麼選擇生下我呢？”

“張老師……”高穎還想說些什麼安慰她，卻被她擡手制止了，“算了，這些都過去了，我當初選擇了心理學作為專業，本身就是為了療愈自己的。”

“我還是給你們講講她後來工作方面的内容吧。”張燕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将洶湧的淚意壓下去。

“後來全國心理學學科發展的重點都朝着發論文去了，各個高校也把論文作為職業評價的硬指标，雖然她在行政工作和學科建設上的确成績斐然，但手頭卻沒有成熟的研究成果，所以她自己的工作重心就逐漸轉移到了研究上。”

“那個年代還不太流行模型建構，好的論文靠的都是精妙的實驗設計思路和對條件的嚴格把控，但這樣勢必就意味着研究周期的漫長，所以後來她結合社會對于心理服務的需求，接下了衛健委的一個項目，‘心理問題評估診療所’正式挂牌成立，也就是後來常說的‘79所’。”

“79所”這個名字高穎有所耳聞，經常有大人在孩子哭鬧不聽話時恐吓孩子“再不聽話就把你送到‘79所’去。”

那個年代雖然國家對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逐步重視起來，但民間對于這些概念的污名化依然比較嚴重，因此老百姓習慣将位于長甯街79号的心理問題評估診療所稱為“79所”。

對于“79所”坊間衆說紛纭，有說那裡關着的全是會打人的瘋子，也有人說那裡的醫生拿着比人高的針筒，誰不聽話就往誰的身上紮上一針。雖說傳言無稽，但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79所”在管理等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些問題。

關于X健委的這個項目楊教授有點印象，當時劉曉麗最開始是希望能和楊教授合作完成這個課題的，但他們關于心理問題評估診療所的定位出現了分歧，最後合作就不了了之了。

心理健康問題的診斷以及精神疾病的處方權應該歸誰，這兩個問題幾乎是心理學所有問題中最早在學術圈達成共識的，學者們一緻認為診斷權和處方權應該屬于通過官方認證的組織和擁有資格證的個人，二者缺一不可。

但劉曉麗在心理問題評估診療所立項之初就提出了對來訪者進行電刺激和經顱磁刺激等邊緣診療手段的想法，這一點遭到了楊教授的堅決反對。人類的大腦畢竟還是一個黑箱，尤其診療所的主要受衆還是未成年的孩子們。在楊教授看來，輕率地将這些治療手段用在來訪者身上簡直和當年臭名昭著的額葉切除術一樣不負責任。

最終劉曉麗更換了合作者，組建了項目組，而後位于長甯街79号的心理問題評估診療所正式挂牌成立。

“張教授，劉教授當年的項目資料家裡還有備份嗎？”楊教授問道。當年的項目資料管理并不十分規範，而且時代久遠，從網上已經很難找到隻言片語了。

“也許有，她……我母親對待學術一向嚴謹，家裡的書房都是她經手的項目資料，當年的項目資料說不定能找到。”

“能否煩你找來給我們參考一下，張教授。”

“好吧，要不你們和我去一趟我家吧，那些資料畢竟時間久了，說不定我父親會有些印象。”張燕打電話取消了自己下午的課程，開車載着楊教授和高穎往家去。

一行人到門口前來應門的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看到來人一把握住楊教授的手：“警官您是為曉麗的事情來的吧，您辛苦了，快進來喝口茶。”

老人将他讓進屋内坐下，張燕就開口了：“爸，當年她的項目資料您還能找到嗎？”

“燕子，那是你母親。”老人對着張燕皺了皺眉，轉頭對着楊教授和高穎笑笑：“孩子讓我慣壞了，您見笑，資料都在，您喝杯茶歇會兒，我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