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瑞如又問：“這訴狀系何人所寫？你當知，若為代筆，需由代寫人署名擔保内容屬實。”

吳悅正色道：“回大人，正是小女親自撰寫。”

呂瑞如心中暗歎，果然如此，若沒有幾分才學膽識，這未滿八歲的小娘子焉敢帶外甥女闖開封府告狀？

他接着問道：“你可知在室女不得獨自訴訟，須由男性親屬代理方可？”

吳悅自然知曉律例。

朱涴妤作為在室女，其男性親屬中，生父被羁押，幼弟未滿周歲。祖父朱叙巴不得用孫女的婚姻換回兒子與禦奉憑證，豈會替她出頭告狀？

至于大姐，朱涴妤的生母，亦無法代女訴訟：若她出面，便等同于直接控訴公婆與他人合謀侵害女兒，此乃“以下犯上”，觸犯“十惡”中的“不孝”罪。即便指控屬實，依律仍可能判徒二年之刑。唯有當尊長犯下謀反、謀叛、謀大逆等重罪時，親屬告發方可免罪。然而朱叙身為祖父，依禮有權處置孫女婚嫁，并未觸及上述重罪。因此吳麗娘面臨兩難境地：若告狀，便是對丈夫見死不救，夫為妻綱，此等行為往重處說便是“惡逆”；若不告，便是放棄女兒

開封府作為京畿司法機構，向來對弱勢女性訴訟采取“優先護弱”之策，官員甚至會繞過“代訴”舊制直接審案，嚴懲加害者以彰顯公義。再者，大姐仍需在朱家存續，并非真的和離歸家，若請外祖父母出面告狀，豈不是将兩家親家的顔面公然踩在腳下？

至于兄長吳夏，他身為石介親傳弟子，作為男子，若卷入此案，其立場天生便比她這不能科考的女子更易招緻敵意。朝中保守派若借此發難，将他關入牢中折磨，豈不是要熬壞身子？這是她娘首先都不同意的。

她一個幼輩女子出面，反而能讓各方留些轉圜餘地。一個未滿八歲的小娘子，誰敢輕易關押？即便有年長的保守派大臣因與她師父不和而欲加刁難，可真要将幼女投入牢獄，禦史台的唾沫星子也能将他們淹沒 —— 如此行徑，于朝堂而言簡直是奇恥大辱。并且，雖為年輕小娘子，卻身為長輩，替外甥女告狀反而更易引發關注，更能達到想要的直達天聽的目的。

吳悅就替大姐做了決斷：由她這個身為長輩的小姨出面控告。如此一來，大姐既能避開“救夫還是救女”的倫理困境，亦可堵住旁人非議之口。

當然這般籌算自然隻能藏在心底，她心思可深沉着呢，豈會在公堂之上直言自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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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吳悅斂容正色道：“民女知曉律例，隻是大姐夫此刻仍被囚禁私牢，外甥尚在襁褓。至于祖父朱叙，正如訴狀所陳，竟欲将孫女許配出去認了這門親事。然而此事形同自污，豈不是實朱家香料有疵，緻使後宮子嗣夭折，此乃動搖國本之舉！我等身為大宋子民，豈能見後宮有人圖謀不軌，卻置若罔聞，隻為保全自身。就算依據‘容隐制度’，可以親親相隐，但是秘不奏聞，此乃失德。更何況迫害皇嗣乃威脅皇權之大罪，身為親屬，豈忍坐視朱家與宵小同謀包庇。大姐受‘告尊長’律條所限，一面憂心私牢中飽受折磨的丈夫，一面為幼女與謝家周旋殚精竭慮，已然卧病在床。民女這才不得已挺身而出，擔此重責。此前曾研習《宋刑統》，深知此事事關重大，故攜小外甥女叩阍鳴冤，懇請大人明察秋毫！”

言畢，吳悅就伏地而跪。朱涴妤見小姨如此，亦跟着跪下，學着叩首。

一提及“殘害皇嗣”四字，呂瑞如便覺一陣頭痛，這是能一直挂在嘴邊說的嗎？連忙擡手示意：“且起，且起，先至堂外候着。”

待她們兩人退下，他即刻執起訴狀往尋王砺。論職司，王砺身為左判官，專掌刑判要務；論官階，其從五品官秩又比自己這六品高出一階。官場行事，遇疑難則共議乃常理，他豈會獨自擔責？但是他也差人傳孫推官、張推官前來，心想：今日這爛攤子，還須得拉上這兩位同僚共商，誰也别想置身事外。待先議定章程，再一同禀明權知開封府楊大人不遲。

待這訴狀到了王砺手中，這年紀輕輕便擢升為绯袍，被公認年少有為的左判官也面色倏地凝重。莫說他，便是左推官孫錫、右推官張雍，見了狀中内容亦心驚不已。三人在開封府任職也算不少年了，這般棘手的案子還是頭回遇見。原以為不過是在室女狀告侵占田産、嫁妝的民事糾紛，就是這原告年僅八歲确實罕見，卻未想狀中所涉看似商業争鬥、騙婚逼嫁，深究竟牽出禁中秘辛，更與皇嗣安危相關。此等幹系重大之事，莫說他們，便是上官亦未必敢輕易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