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沿海結案歸京後，張三被錢海清打破的嘴角日漸消腫，疤痕也痊愈脫落，可他再度見到裴鈞的這名學生，卻是在回京一月後的一場朝會上。

其時，新政失力導緻的鹽民起義正如火如荼，前往平叛的晉王終于抵達南嶺府，傳回了一道言說南地近況的劄子：

自昨年秋汛至今，僅梧州一地，因唐氏貪墨、閉城棄災而死的災民就已達十五萬六千餘人，田陌屋宇淹毀大半，饑馑失地的百姓無算，而今又至秋汛前後，本該護堤固堤的屯兵鹽民已因不滿新政而參軍起義，打得官兵四下潰逃，單是戰事而起的死傷之數就有萬餘，這又叫江岸少了人守壩修壩，僅入秋時的一場小汛，便緻岸旁十來裡田毀人亡，粗略估計，恐有百十來戶。

晉王傳上此劄的用意，并不是為自己要兵。

他已重創了一次想要北渡劫糧的叛軍主力，手下的兵将沒有太多損傷，可這兩萬人馬并不夠分撥去鎮河守堤。今秋或然又有大汛，他想請的旨，是調派關南軍三萬人下河道備災支援，此事，便是這一番朝會的議題。

如今朝會的氛圍已與張三離開京城前大不相同。

裴鈞、薛張、蔡氏父子都不在堂。沒有了各黨首揆的論戰，早朝真是清淨無比，清淨到兵部請旨批準晉王請兵之時，這大殿上都無人異議。

年輕的皇帝坐在高位俯觀堂下，目光從六部首位的空缺收回，看向内閣僅剩的趙太保和四位閣臣，在他們的授意下，也隻能咬牙說了句：

“準奏。”

這二字不無力不從心之感。

一個月前，姜湛從未想到，那二十廷杖打掉的竟不是裴鈞的逆骨，而是他自己本就不多的公信和内閣僅存的威望。他沒想到，這一場因裴鈞請廢内閣而起的廷杖，竟激出了一則名動京畿的《百罪疏》，讓朝政的腐弊和皇權的無為被裴鈞近乎譏诮地辱罵。而他授意百官在午門觀刑，本想讓他們見血而對皇權畏懼，豈知這畏懼之中，這些與裴鈞同朝為臣、或敵或友的士人官僚，竟又在裴鈞那“檢讨”之下生出了莫名的同情與動容。

雖是無人為裴鈞求情，但任誰都知道，人心向背，從來不止在皮表言語。他幾次三番提起要治裴鈞那喧嘩皇城的罪，内閣卻以其奉诏上疏為由請他三思，言外之意，自是讓他萬不可在此動蕩之秋再行發落之舉。

而趙谷青的《敬罪附書》橫空出世，更是單刀直入地剖開了裴鈞條條自罪所譏諷的癰痹，罵盡了兼并土地的士族門閥和屍位素餐的一個個官，叫京畿一帶的有志士儒無不振奮精神，緻使四十八學府書院停堂罷課。

這些人中，青雲監生又最是好事助瀾。短短半月間，他們竟将裴鈞前兩年在監中教授論辯和風頌的講義盡數整理，也從翰林借來了朝堂公論，抄錄出裴鈞各次朝會中對答内閣新政和李存志案的種種堂辯和上疏，一一封表，寄往各地。

随着這些文書被傳看開來，一股真實的振奮之情竟在各地的官學士儒中擴散開來，在連綿秋雨中愈發激烈，讓裴鈞頭上曾因政事而有的罵名竟幾乎洗刷了幹淨，可與此同時，也使得新政的兩位谏言者——張嶺和薛武芳，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口誅筆伐。

哪怕這二人已被停職在家，各處為李存志與蒼南道百姓讨要公道的文折書信也好似雪花一般飛入他們的深宅大院中。早年被内閣打壓而貶谪各地的肅甯舊臣，更是一個個寫奏上表，痛斥閣臣無為，請求皇帝對薛張二人重罰，并谏言繼續深究蔡氏的責任。

薛武芳因此閉門不出，張嶺更是氣發了腦熱之症。内閣在失去蔡氏父子坐鎮之後，沒有了薛張的把持，如今僅剩趙太保和四位閣臣勉力維持，足可謂風雨飄搖。而皇權少了這半片内閣的擁立，又徹底失去了裴黨曾經的擁護，對這普天之下的文鬥和戰事，就更是難以控制。

有心的官員都留意到，趙太保和吏部尚書闫玉亮的會面愈發頻繁，不僅如此，甚有小道消息傳說，恩國公張府遣去太保大人那兒拜門的侍從，竟也一個個被好言勸返了。

随着六部職缺在空達數月後逐一補齊，即使裴鈞已被勒令停任，裴黨在其直谏和廷杖後延續的聲望和票權卻水漲船高，六部之中的新舊堂官也幾乎是達到了空前團結的境地。

而立于這樣的境地之中，年資不足又出身清流的張三，無疑直似個局外孤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