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越是急于排除那個“最危險的時間段”，就越是暴露了自己最大的破綻。

這破綻不足以成為一個直接證據，卻足以成為一個重大疑點。

手機嗡鳴震響，行動組長看了一眼，把屏幕轉向對方，出示了特調部剛剛簽發的電子拘捕令：“陳先生，請跟我們走一趟吧。”

看着經理被押上巡邏車，行動組長稍稍舒了口氣。薛夜明制定的心理戰術成功了。

“辛苦了。”行動組長對着耳機說，“結案報告裡，我一定給你請功。”

經理被帶回了特調部。一番突擊審訊之下，他承認了自己有作案動機。

但在見到律師之後，經理恢複了冷靜，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處境。

他很清楚，檢方手中沒有任何有效證據能夠指控他蓄意謀殺。基于這樣的狀況，他想打無罪辯護，讓自己徹底脫罪。

不過他的律師說了一句話，讓他放棄了這個打算——“薛夜明案打的就是無罪辯護。”

薛夜明案帶給司法界最大的啟示便是，在心證時代，“無罪辯護”很可能會成為一條死路。

作無罪辯護，最重要的是排除所有不利于自己的證據。然而心證時代最大的特點，恰恰是“輕證據、重感覺”。一個人要怎麼做，才能排除他人的感覺？

而且，既然憑感覺就可以給他人定罪，那麼所有能發表意見的人，都有資格當陪審員。這也就意味着，心證時代，陪審員的數量是無限的。一個人要怎麼做，才能讓無限多的人都相信自己無罪？

薛夜明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雖然開庭時陪審員的數量是有限的，但事實上，他的案子是“全民陪審”。早在終審之前，就有無數人通過網絡和媒體對他作出了有罪的判定，而這無疑影響了最終的判決結果。

經理聽從了律師的建議，同意簽署認罪協議書，以換取從輕處罰。但他隻承認，自己“使用精神能力對他人施加了不當影響”，其它的一概否認。

結案當天，安管局和特調部召開了聯合新聞發布會，安撫市民情緒。發言人向公衆作出承諾，今後一定會加強對精神能力者的監管力度，防範此類案件再次發生，同時也提醒廣大民衆，注重心理安全，學會用正确方法及時疏導不良情緒，提高自身的“心理免疫力”，以免給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機。

偵查科辦公室裡，胖頭一邊整理文件，一邊問周圍的同事：“你們說，這案子會判多久？能判終身監/禁嗎？”

星際聯邦廢除了死刑，最高刑期就是終身監/禁。

“終身？别想啦。”科長冷嗤一聲，“他這種情況，頂多被判個‘使用精神能力侵害他人心理安全’，三年以上五年以下監/禁。”

胖頭難以置信，“兩條人命啊！最多就判五年？”

科長看他一眼，“那你有什麼辦法？他簽了認罪協議，連庭審都避開了。除非你能拿出鐵證，但是可能嗎？精神能力犯罪，根本就不存在‘鐵證’這種東西。”

胖頭不說話了。

精神能力犯罪的量刑标準，至今仍是司法體系中的混沌地帶，因為“取證”是一座幾乎不可逾越的大山。除了薛夜明案那樣轟動全社會的特大案件之外，絕大多數精神能力犯罪者隻要主動認罪，一般都會獲得從輕處罰。

對此，很多治安官氣憤難平卻又無可奈何，隻能這般自我安慰：處罰再輕，也總比犯罪者逍遙法外要好。

胖頭還在自言自語地嘀咕：“精神能力犯罪不是‘重口供輕證據’嗎，咱們明明守着一個A級精神能力者，要是讓他去審訊，還愁拿不到口供？”

“哎！”科長一指胖頭，眼神警告，“這話你在辦公室裡說說，我就當沒聽見。出了這個門，你給我把嘴閉緊一點，除非你不想幹了。”

胖頭立刻乖乖閉嘴，用手在嘴上比劃了一個拉上拉鍊的動作。

治安官工作條例中有明确的規定：精神能力僅能被用于現場偵查與追蹤嫌疑人，嚴禁用于審訊過程。

原因顯而易見：假如精神能力被用于審訊，誰也不能确定，嫌疑人作出的供述究竟是出于個人意志，還是被精神能力操縱的結果。

無法保證程序的正義，也就無法保證結果的正義。

道理大家都懂，可在情感上，許多人都抱持着與胖頭相同的想法：要是能用精神能力讓嫌疑人認罪，甚至直接用精神能力去制裁犯罪者，那就好了。

隻是這樣的想法被謹慎地隐藏着，沒有哪個治安官會在公開場合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