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似乎太單薄了，能否讓我們香港的同志再深入地調查一下？“

“難度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九龍城寨現在已沒了“

“哦？…””

“84年時，中英雙方談判就達成了要拆除九龍城寨的協議，直到93年，香港政府出動了五千名警察，前後耗時一年，将它全部拆光了。據了解，當時為了拆除該寨，光羁押的江湖人士就達一萬多人。現在那個地方，已成為一個公園，原有的住民夜早已四散八方了，因此調查的難度非常大。”

“ 那些原住民都搬到哪裡去了？”

“拆遷時，登記在冊的一共有9420戶居民，其中51%的人搬去公共屋村，38%的人在香港、新界等地買了私房，還有11%的人，因自行解決住房，所以很難查詢具體下落”

“那拆遷之時，香港政府總該保留了九龍城寨的曆史檔案吧？”

“經我們調查，香港政府隻有當時登記拆遷補償的記錄文件，以及申請香港居民身份的檔案記錄，但九龍城寨的曆史檔案已無法查找。主要原因，就是當時拆遷時，大部分九龍城寨的人都不願意，至于索要曆史檔案，更是遭到一口拒絕。因為這些原住民自大清到現在，一直是遵循的是大清律法，而不是大英法律或香港政府律法，因此英國人無權過問，更無法索要了。”

“哈哈哈…還有這麼一回事”

“其實，在上世紀60年代，英國人就想廢止九龍城寨的大清條例了，但遭到了九龍城寨人的一緻反對，特别是一些有錢人。”

“為何富人們反對啊？”

“大家可能不知，根據大清條例，一夫多妻是合法的，也正因為此，當時香港的不少富豪…為了有三妻四妾，紛紛落戶此地，以規避香港法律。”

“哈哈哈…，真是無利不起早的萬惡有錢人”

“關于九龍城寨的情況，有的同志可能不了解，我在這裡順便介紹一下吧。九龍寨位于香港九龍東北部，今天的啟德機場附近，面積約有2.67平方公裡，始建于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依山而築，四周築有城牆，城寬220米，長119米，高約6米，東南西北各有一門，南門為正門，面海而立。自清朝到解放後，我國政府與香港政府以及英國，對九龍城寨都沒有真正有效治理過，因此成為了東亞地區赫赫有名的三不管地帶，最高峰時有居民5萬多人。這裡三教九流，幫派林立，賭徒妓女毒販，更是充斥其中。追溯其曆史源頭，主要是因鴉片戰争時，清朝政府與英國簽訂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雙方隻是議定了将香港割讓給英國，但九龍城卻不在其中，依然屬于大清管轄。從那時起，九龍城寨就成了“界中之界”，也成為了香港三合會的公開活動中心，直至1993年被拆除。這座城寨，被史學界稱之為罪惡之城。由于裡面的混亂狀況，以及高度壓抑的情調氣息，仿佛在現實與虛幻間穿越輪回，詭異的魅力和獨特的氛圍，因此還被世界各地的一幫賽博朋克玩家們視為聖地之一”。

“哈哈哈…好了…這些暫時不談。下面還是談一下這個鄭思龍來到咱們南京後的情況吧。”

“經我們這段時間的調查走訪，發現此人來到南京後，并無什麼異常現象，隻是先後去過郊區的戴山、靈谷寺、朝天宮等地，似乎在尋訪戴笠的故事”。

“一定要緊緊盯住，有什麼情況及時彙報。好，下面請十二處的範清婉同志彙報一下所調查的情況。”，

梁副局長剛說完，又連忙補充到：“剛才我們談的那張紙片原件，就是範清婉同志從第二曆史檔案館浩如煙海的檔案中找出來的，非常不容易，在此表彰一下。”

範清婉頓時感到有點臉紅，站起身來，手持激光筆，指着屏幕上的黑白圖片，說到：

“這是我們從二史館提取到的。是軍統的戴笠于1943年5月10日親自簽發的一份特别通行證，證件上用毛筆寫着一行字：

‘今特派鄭天柱上尉前往陝西湖北等地進行軍事暗察，請沿途關卡和軍政機構一律放行’

在證件的左上角，還貼着一張小一寸穿着軍服的軍人黑白照片。為此，我們在二史館的大力協助下，翻閱了大量的國民黨情治部門的有關曆史檔案，最後在國民黨國防部二廳三處的人事檔案中，終于找到了此人的檔案資料。

其檔案典藏号為144-010106-0013-025867号，檔案中記載的内容具體如下：

鄭天柱，男，别号：玉娃子，黨證字号：軍谷字第二一O一五号，入黨時間：民國二十三五月三日，入黨地點：湖北襄陽；出生于民國三年九月十六日，湖北襄陽人。

任職經曆：民國二十年六月，廣州黃埔軍校第十五期步兵科畢業，從此入軍中任職。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任調查統計局北平辦事處中尉，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在南京總部參加受訓，任上尉。民國三十五年三月被拘。

在檔案中，我們還發現了一張小一寸的鄭天柱身着軍服的正裝黑白照和一張灰白發黑的特别通行證的副本。副本上是空白的，沒有填寫任何内容，也未記載通行證的具體用途。後來，我們将該特别通行證的存根，與我們此前從第二曆史檔案館馮文軒辦公室提取的那個檔案袋中的特别通行證，進行了比對，發現上面的編号是完全一緻，證件簽發的時間，也是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十日，并且證件上的照片與檔案中的存根照片，也是同一個人。彙報完畢！”

話音剛落，梁副局長便連聲贊好，然後略微停頓了一下，用一種深沉的語氣說到：

“好！最後，我對上述這些調查情況，作一下總結，供大家思考：一，特别通行證上沒有記載具體的用途，能否說明鄭天柱他們去執行的是項秘密任務？如果是，那麼是什麼秘密任務呢？能否再從二史館的軍統檔案中或通過其他途徑再查找一下？二、從筆記本上記錄來看，執行任務的時間，是抗戰最為艱難的時候，五個人，組成特别行動組，花費巨資，又曆經千辛萬苦，到過湖北、西安等地，前後用了至少兩年的時間，說明了什麼？說明他們的任務完成難度大，或者追蹤的目标和位置不确定，或者較為模糊，第三，筆記本的前後頁為什麼都被撕掉了？這裡面到底記錄了什麼？為什麼隻留了花費的那幾頁？第四，檔案袋中為什麼夾着半張《申報》？報紙上的時間為西元1935年5月9日，可通行證上的時間卻為1943年，這是為什麼？其中到底表達了何種含義？第五，報紙上的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開工興建的新聞，以及其中配發的那張黑白照片，是否有什麼含意？照片中的兩人，我們查了一下，分别是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和當時的史料陳列館設計師楊廷寶教授，此人解放後擔任東南大學建築系主任，82年去世；第六，五個人最後的去向？是否還有人健在？最後，我特别要提一下那位叫鄭思龍的港客，到處去尋訪戴笠墓，看來并非一般的遊客，此人與上述五人中的鄭天柱有沒有關系？“

會場頓時陷入一片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