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瘋了，是這世界瘋了！

“早啊，都在啊——”

修兵和我們打着招呼。但所有人都在震驚中不能自己，一時間居然沒有人接話。

“幹嘛呢，你們？”直到他再次問起。

我猛地回神，也問他：“修兵，你今天沒上班？”

“啊，别提了，”修兵說，不僅腳步輕飄，連嗓音都輕飄地不似他本人，“半夜收到消息，有作者涉嫌抄襲，偏偏又是我們新刊物的頭版頭條……我趕了一夜的稿，不然這一期得開天窗了。”

他打着呵欠，一夜沒睡，黑眼圈都挂到了下巴上。當下最需要的是睡眠，而非工作。但談話間，卻磕磕絆絆地為自己沖上了一杯速溶咖啡。

“還沒解決嗎？”我們都很擔心他。

修兵搖頭：“時間太緊，連夜調整也沒有那麼多稿件，隻能先把《每周期刊》上的稿件移到這邊救急。”

“……”那當然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但那不叫解決，叫拆西牆補東牆。

我無話可說。我們家實行專款專用制度，就是因為拆西牆補東牆的行為不僅治标不治本，還會掉入鼠目寸光的稀缺陷阱，加劇問題的嚴重性。

我想，身為我們家财務總管的修兵不是萬不得已，不會采取這種應急措施。

這說明一件事：修兵手上沒有備用稿件了。

“那《每周期刊》又怎麼辦？”卡卡西問。

《每周期刊》是修兵所在雜志社的發家刊物，是我們這十八線小城市裡炙手可熱的文娛類明星産品。

即便之前雜志社大刀闊斧地改革，将旗下幾大闆塊分别成刊——有更受年輕人歡迎的文學向刊物《新小說》，又有主打前段潮流、時尚熱點的《新風尚》，有聚焦饕餮盛宴的《新品味》，還有廣開言路的《新新聞》……但事實上，六大闆塊湊一起也隻能與其堪堪打個平手。

作為經典刊物，《每周期刊》寶刀不老，以至于曆經漫長的時間洗禮，仍是非官方雜志裡最具權威性的巅峰之作。當地人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每周期刊》固定每周五截稿，周六印刷，周日對零銷商兜售。

眼下已是周五，修兵沒有麻煩别人的習慣，挪用的一定是自己的稿件，那就是說，他今天之内必須拿出新的東西，否則《每周期刊》就得開天窗了。

……情況不妙啊。

一家人難得團聚，氣氛卻極為凝結。

往常這種時候得指望我，我是修兵最強的後援。但這次我愛莫能助，春季時裝發布會已經過了，近來也沒有什麼新的潮流風向可以作為指引一座城市的風向标。

卡卡西也指望不上，辦事處的工作内容隻在辦事處内部流通，不對外公開。

馬爾科更無能為力，學校裡新聞不少，但找不出一條足以震撼當地的大新聞。

一家人應該互相幫助。但我們三個一通冥思苦想，最後壓力還是給回到修兵。

我們望着他，他卻不看我們，始終低着頭，盯着腳下的木地闆，人靜止不動，像一座石雕，唯獨握着咖啡杯的手背上暴起了青筋。

“其實，我手上還有一篇文章……”修兵突然開口。

“哈？”我們異口同聲。

——修兵有事啊。

這不同尋常的腔調驚住了我們。話語裡處處透露出的古怪，大有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

我本沒有心，本不會明白。但他的表現太古怪了，連我都清晰地捕捉到了一觸即發的危險，他們兩人的面容也不約而同地嚴肅起來。

“是什麼文章？”卡卡西站得筆直，神情莊重。

“是……”修兵欲言又止。

他早有準備，示意卡卡西自己取——在沙發上的公文包裡，有一份恭候多時的原稿。

稿件寫在去年鵝黃色的複寫紙上，修訂稿附上了春節火紅的限量版信箋，終稿又謄寫在開春綠色的稿紙上。

它存在有一些時候了。在閱讀前，卡卡西瞥了一眼花花綠綠的稿紙。

那是時間篆刻的記憶。修兵沒有否認。

“去年就寫好了，”他緩緩說着，“去年……馬爾科剛來家裡，卡卡西說要去出任務的時候。那天晚上加班，半夜寫了這篇稿。”

“這麼說……”卡卡西眉頭一皺，飛快的翻閱起修兵的稿件。

我大概知道修兵要說的是什麼了。畢竟那天我們一起過生日，隻有一件事可以稱得上“大跌眼鏡”。

而他再開口，果然說起這件事，和我猜的如出一轍。

“去年……哦，現在是前年……的那場奸殺案，如果不是卡卡西提及，我們都以為它過去了，沒有人知道冤案未平，受害者沒有沉冤得雪，而加害者仍然逍遙法外！”

“但不應該是這樣的……”修兵說。

為避免不法分子模仿犯罪，辦事處選擇不對外公布絕大部分的案件。隻有管理員和收約束的能力者可以接觸到血腥暴力的一面。而根據保密原則，越是重大的案件，能接觸它的人寥寥無幾。

這意味着，絕大多數人沒有辦法實時跟進案件狀況。

但人們應該了解。它固然是個人的不幸，也同樣是社會的創傷。

“……辦事處的出發點是好的，但現在的情況是，它成為了一個問題，”修兵眉頭緊鎖，口吻嚴肅而沉重。

去年得知消息時，震驚不由分說地留在我的腦子裡，也不由分說地在修兵心裡刻上了記号。他分析論證了這個問題，洋洋灑灑寫下數萬字評論。

“……分析的很到位啊，修兵！”卡卡西贊不絕口，“要解決這個問題，辦事處的确應該開放一定的窗口，讓大家可以關注到；另外，隻有辦事處行動起來無妨，如果大家不能真正地保持對社會的關注，窗口即便開放也于事無補。”

“對！”修兵也贊同，“應該借助這件事，警醒辦事處以及公衆，大家要建立起對于受害者的關注鍊——為此，辦事處要開放一定的渠道和窗口；媒體更要起到鏡頭的作用，要将一些公衆事件推入大衆的視線。”

這已不是一個簡單的事件，而是一個冗雜的事業。

要向辦事處提建議，開放窗口，對外宣發，鼓勵普通民衆關注社會，關注身邊人。

但“建議”理應是最簡單的——修兵是能力者，他自行報告即可。以我的排名，辦事處很快就會開始調研，結果大概率也會聽取——倘若隻是想要建議，壓根無需大費周章。

我想修兵真正想要撬動的支點，恐怕不是建議，而是輿論。

“要把它發在《每周期刊》上嗎？”我問他。

“對，”他肯定了我的想法，“正好剩下版面，可以發頭版頭條。”

我明白了，說來也是。

問題本身不在于辦事處是否開放，而在于沒有人真情實感地去關注。倘若沒有人、沒有媒體、沒有鏡頭去追蹤，再爆炸性的新聞也如昙花一現，失去了嚴肅性，變得流于表面。

沒有人因此得到教訓，發生過的事件也沒有起到警示作用。人們不會因為悲痛而團結。每個人都事不關己、高高挂起，那是不對的，誰也不能保證下一個不幸發生在誰身上，群體的漠視無疑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這不應該全是辦事處的差事。

世界并不全是管理員和能力者的世界，它和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我明白修兵的意思，過分安逸的生活導緻普通人失去了對危機的敏感。

他清楚地看見了這種漠視不利于社會發展，終究會反噬整個社會。他看見了，他沒有辦法裝作看不見。

修兵告訴我們，以一種坐立難安的口吻：“距離事發已經快兩年時間了……前陣子我去拜訪了受害者的母親，她比兩年前蒼老了許多，仍然沒有從悲痛中走出來，并且抑郁成疾，現在已經失去了勞動能力。”

“你什麼時候去的？”卡卡西一愣。

“在你之後，”修兵講，“你帶去的鮮花還沒有枯萎，那位女士告訴我了。”

“呃……”卡卡西抓了抓頭發。

他也去了，隻是他沒有說。

修兵告訴我們：“過去的兩年時間，除了辦事處，沒有一家社會媒體再去關注受害者母親的狀況，也沒有任何社會機構跟進報道。”

“漠視無疑是二次傷害，”他和我觀點一緻，“傷痛不是辦事處造成的，當傷痛發生，也不應該隻有辦事處對此負責，全社會都應該關注和警覺。”

而别的媒體機構沒有關注到此事，或許是因為沒有了解的途徑。

幾乎隻有前一百位管理員可以接取超S級的任務。而這一百位管理員中，像我們家這樣同時在辦事處和普通公司工作的，恐怕隻此一例。

事實上，如果不是卡卡西恰好接了任務，恰好在我們家，就連我們也不知道詳情。

管理員和能力者有别于普通人，力量過分懸殊之下，畏懼必随之發生，兩者之間做不到真正的平等。就連我們——我和修兵——作為普通人生活時，也會下意識地不和辦事處扯上關系。

更何況普通人呢？

“……有關辦事處的報道，一般都有辦事處的文員書寫。非辦事處工作人員撰寫的文章，在發表前，需要通過辦事處的審核呢。”卡卡西搖動着手中那疊厚厚的紙張，“今晚截稿的話，我現在就得送過去了。”

“來得及嗎？”就連我都不太清楚審核流程。

“當然，”卡卡西自信不已，“一定能趕在截稿前通過。隻不過……”

他問修兵——

“送去辦事處的稿件，沒有撤銷的權利。隻要我踏出家門，就意味着這篇文章一定會通過，也必須要發布。”

“你想好了嗎？”

修兵沒有回答。他是雜志社的總編輯，這件事他分明知道。

而他握緊了拳頭，手背青筋暴起。沒有斬釘截鐵，隻有恐懼和掙紮。

“……如果我不發表評論，别人根本就沒有機會知道這些事。”

“……我必須要出聲，這是我無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

“……本來就要出聲的，你走的那天就寫好了，但我一直沒有發表。”

“我……”他欲言又止，沒有給出答案。

誰也沒有說話。時鐘滴答作響，我們靜默着，任沉默振聾發聩。

我知道他在想什麼，我能理解他的沉默和掙紮——

我們來這裡，為了過平靜的生活。為此我們極少去辦事處走動，生活幾乎與普通人無異。

但倘若修兵發表了這篇評論——普通人與辦事處風馬牛不相及，他能提交報告，足以已經說明他不普通。所以這篇文章一發表，固然能極大的推動這項事業的進程。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将付出無與倫比的代價。

修兵是能力者一事會被公布。

它會是一記驚雷，炸得我們的生活天翻地覆。

修兵身體僵硬。不是因為熬夜，而是因為這件事本身的重量。

管理員和能力者有别于普通人，兩者之間做不到真正的平等。一旦公布修兵的能力者身份，他可能會失去他的編輯事業，可能沒有辦法再像個普通人一樣生活。如果他失去了工作，我們家将失去一切經濟來源。

這是一場豪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