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靜秋瞪着他，使勁掙開了他的手：“你最好也說到做到！”

錢公子總歸還有點生意人的信譽，一支鍊黴素果然在當天下午送到家中。阮家父母吃驚萬分，為這支藥的來路向她很是刨根問底了一番，阮靜秋也為此編了一個故事，說是自己當年曾在法國對一位同胞出手相助，對方感念她的恩情，回國後幾經輾轉取得了聯絡，主動為她送來了救命的藥。她繪聲繪色地講着故事，同時忙亂地收拾行囊，說那位朋友明日就要抵達上海，她打算一早乘車去當面道謝，并和他商量後續的辦法。

母親不疑有他，高興得淚水漣漣，把她平日不肯信的那些仙神全都拜了一遍。父親看上去将信将疑，幸好她當軍醫這些年練就了過硬的心态，沒在他的連番追問下露出破綻。時間轉眼間入夜，想起明日一早就要去錢家做這個合同裡寫就的“錢夫人”，阮靜秋預感到自己這一晚多半又要徹夜難眠了。

受限于近來一連串的狀況與隐瞞父母的必要，她至今還沒找到機會向沈陽司令部發辭職信，給張主任的那封電報也還沒有回音傳來。夜晚似乎總會讓人感到更多無端的失落，她起先想，自己這下可是辜負了廖軍長的信任，他和鄭長官千挑萬選要把杜先生的保健工作托付給她，誰曾想她就這樣半途而廢，不聲不響地從沈陽溜走了，她本該也向他去一封告罪的書信。接着她又想，時間總比人們所以為的要過得快很多，再過幾年，就連這些長官們的命運也要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有的送了命、有的改弦更張，還有的則要做很久很久的階下囚。不知錢家那時候會落到怎樣的境地，不知作為“錢夫人”的自己到時又将面臨着什麼，她預測不了自己的未來，隻知道她已為當下做出了最好的選擇。

轉天清早，父母都還未起，她拎着行李悄悄出門。這也是那位錢公子的要求之一，按他所說的，就算不把儀式搞得大張旗鼓，錢老夫人那裡卻是糊弄不過去的，她務必要早早到錢家收拾裝扮，配合他演一場大戲才行。司機依約等在一條街以外的地方，阮靜秋向他走去的時候，他倚在車門邊打着哈欠，正從一隻印有駱駝圖案的煙盒裡摸出了一支香煙。她難以自制地盯着那隻煙盒看，司機不解她的目光，也向她遞來一支煙：“是少爺賞的，說是美國兵才抽得起的好煙。”

阮靜秋回過神，搖搖頭道：“不用了。”

她坐在豪華轎車的後座，看窗外的南京城在靜谧中醒來，不知怎麼想起了第一次見到杜聿明時的情景。那是民國二十七年——即一九三八年初的事情，這具身體在那時其實還沒滿十六歲，又因為接連奔波及勞累，非但臉色黑黃得怕人，手腳更是都幹瘦得如同麻杆一般。張秋對此有心而無力，即便她把自己在現代生活三十年所練就的口舌都用上了，征兵登記的軍官們還是不肯留下她；她說自己是邱清泉和廖耀湘介紹來的，那群人更是隻當聽笑話，誰也沒有要替她通報的打算。她千辛萬苦從武漢跑來湘潭，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再走回頭路，他們不肯留她，她就徑直坐在了院門前，一面借此表達自己從軍報效的決心，一面借機等待他倆出現。一隊隊士兵和一輛輛汽車從她身旁經過，她從白天一直坐到黑夜，正在快要睡着的時候，有輛吉普車停了下來，從車裡出來兩個軍官走向她。

她迷迷糊糊地擡起頭，先從這兩人中認出了邱清泉。他有意逗她似的，眼見她這樣狼狽，卻湊到她面前來，摸出了支駱駝牌香煙要遞給她：“要不要來一支，暖和暖和？”

“雨庵——”旁邊的另一名軍官出聲把他叫住。阮靜秋聞聲向他望去，遠處的車燈恰好一閃，總算讓她得以看清楚他的面容。她認識這張臉——他曾和廖耀湘一起出現在她的近代史課上。老師口沫橫飛地指着那幾張黑白照片講述着他指揮昆侖關大捷、遠征軍入緬，及最後折戟陳官莊的經曆，台下的學生們則東倒西歪哈欠連天，沒幾個人真正記得這節課上究竟講了什麼。那時同桌室友似乎正忙于編輯和男友的分手宣言，在桌下向她遞來滿屏是字的手機，她看了一眼手機，又看了一眼投影，覺得照片上的人不怎麼像軍人，反倒更像一位儒雅的書生。一對下垂眉毛下垂眼被定格在陳舊的黑白影像上，嘴角的弧度平靜而又溫和。

而這雙下垂眉毛下垂眼的主人如今正彎腰看着她，并對身旁的邱清泉說：“不知是凍壞還是餓壞了，你還這樣逗她。”

與邱清泉及廖耀湘這兩個典型的南方人不同，他話裡有些陝北口音，具體說來，那大概可以算作是一種從鼻腔深處發聲，因而使所有的前鼻音都和後鼻音完全混淆，而舌頭又捋得筆直絕不打卷的特色腔調。她一下就忍不住笑出聲來，并在那兩人詫異的注視中站起身，很筆直地向他敬了個禮：“杜長官！”

邱清泉聞言大笑：“我就說麼，她準和從前一樣，風吹不折、雨打不斷的！”

杜聿明也笑了，他伸出一隻手，輕輕拂開了她發間夾雜的兩片枯葉，然後問她：“姑娘，你叫什麼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