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過了不知多少天，看守們前來通知，滕骥又要來找她問話。

這次問話的地點不再是四面牆光秃秃隻有一張桌的問訊室，而是他們正在折磨其他囚犯的刑場。那位鄰居獄友此刻就被捆在幾步遠的刑架上，身上滿是被鞭子抽打得鮮血淋漓的傷口。她垂着頭，像是昏死過去了，一個特務又用冷水把她潑醒，接着拷問她。阮靜秋被兩名特務按在滕骥對面的椅子上坐下，她盯着那張面孔上貌似和藹可親的笑容，感覺對方與惡魔無異。

滕骥問道：“看樣子阮醫生這些天休息得并不怎麼好。那麼，你應當是想起來一些問題了？”

阮靜秋說：“真遺憾，我把腦袋裡的事情翻了個底朝天，也沒找到你們要的答案。你們盡可以跟我耗下去，不過隻能是白費工夫了。”

滕骥點頭道：“我相信你确實很有耐心。”而後伸手指向一旁的那位學生，說道：“我們就不像阮醫生那樣有耐心了。這麼久你都不能想起來的話，看來借助一些外力也是很必要的。正好，你也可以看一看，你想先嘗試哪一種？”

他們像是預料到目睹這種折磨會成為一種有力的威脅，從牆上摘下幾樣刑具之後，獰笑着在那個學生身上來回比劃。她披頭散發、滿面是血，渾身瑟瑟地打着抖，卻沒有發出一點求饒的聲音。滕骥又揮一揮手，選中其中一套滿是尖刺的器具，示意幾名手下将一側扣絆繞過女學生的雙腿。即便素不相識，可沒有一個正常的有良知的人會眼看着同胞受此折磨而無動于衷，更不要說，阮靜秋此時還記得自己是名軍人，有責任對這樣年輕的學生伸出援手。在那些尖刺即将穿透她的雙腿之前，沖天的怒火讓她拍案而起，高聲斥責道：“你們是人嗎？你們有妻子、有女兒、有姐妹嗎？你們個個是男子漢大丈夫，卻在這裡折磨一個弱女子，你們不會感到痛心、感到羞愧嗎？你們逞不了多久威風了，你們早晚會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遭報應！”

滕骥緩緩站起身。阮靜秋憤怒地注視着他，還未及再說什麼，她忽覺有陣風掃了過來——對方的動作快得隻有影子，一隻沉重巨大的手掌用力地打在了她的半張臉上，瞬間把她掀翻在地。她一點防備也沒有，頭重重地磕在了地上，瞬間眼冒金星，耳朵蜂鳴，腦袋像是裂開了一樣劇痛。滕骥抓住她的頭發，生生把她從地上拖了起來，迫使她擡起頭看着他。

“敬酒不吃吃罰酒——”他厲聲喝道，“我看你和她是一夥的！”

他們似乎不希望留下引人注目的傷痕，因此那些刑具并沒有立刻光顧在她身上。她被拖回囚室，捆綁着雙手吊了起來，繩子另一頭挂上秤砣，固定在她既不能彎腰屈膝，也無法雙腳離地，隻得略微踮起腳尖才能恰好站直的長度上。除此之外，看守們還打開了囚室門，在室内點起了三盞亮得讓人發昏的燈泡，迫使她在燈光下始終保持清醒。

對于特務們來講，這所謂“熬鷹”的方法和酷刑同樣是他們審訊犯人常用的手段之一，在不傷及皮肉的情況下，這法子能達到和那些刑罰一樣的效果，即快速地摧毀人的精神和意志，變成一具聽憑擺布的提線木偶。阮靜秋被掌掴的那半邊臉腫了起來，耳朵始終嗡嗡地叫着，感覺腦袋裡有東西不停地突突跳動，簡直像是裡面裝了什麼燃着引信的東西，随時都要把她炸個粉身碎骨一樣。她暈暈沉沉，幾次要昏過去的時候，看守們就把一盆混着冰碴的雪水兜頭潑下來，而後一次又一次地問她是否參加了貪腐行為，是否獲知杜聿明有獨占山頭的野心，是否與那個“赤色分子”串通一氣。她幾乎聽不清他們的問話，也越來越沒有力氣發出聲音，隻是條件反射一般，不論他們說什麼，都回答“我不知道”。

傍晚時分，位于北甯路沿線的第四兵團（注1）指揮部内，廖耀湘正背着雙手，仔細觀察着地圖上的敵我态勢。時隔一年多，他已明顯感覺到對手的戰鬥力産生了令人擔憂的變化，且這變化的速度遠遠超過了他的預料，參謀們幾乎每隔一兩個鐘頭就要根據前線部隊的彙報調整地圖和沙盤。與之相對應的是那個既無能又貪功、不懂打仗又偏要指揮的陳誠——打從他來了東北，戰局就沒再好起來過，一論起承擔責任，他就借口自己一身是病，心安理得地躲起來不見影蹤。廖耀湘平素不是能言善辯的人，但他半點也不怕跟陳誠吵架，他想，就算蔣總裁親來視察，他也非要就東北戰局的責任和他争個明白不可。

在他思考的時候，指揮部的副官、參謀及通信兵等通常會默契地保持安靜以免打擾。但這日，他始終被某種莫名的焦躁所困擾着，即使整間屋子已經安靜得連根針掉落在地也能清晰聽見，他還是感到有什麼意料之外的事要發生。他在屋内來回踱了踱，忽然像預料到什麼一樣，回身盯着辦公桌上的電話。他的親信敬副官在一旁不解地注視着他的動向，正在這時，電話機竟然真的響了起來。

難道司令官真能未蔔先知？他驚訝之餘，連忙上前拾起聽筒，電話另一頭傳來的聲音讓他更加震驚，愣了片刻，才想起把聽筒向廖耀湘遞過去，同時低聲說：“是杜先生。”

廖耀湘不由得也挑了挑眉——這還是杜聿明離開東北以後第一次主動聯絡他。他想不到對方會為什麼事情在北甯路一線戰事正緊的時候找上自己，疑惑之下，主動開口問候道：“杜先生，我是耀湘。您的身體最近好些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