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副官聽不到杜聿明的聲音，卻見廖耀湘的臉色愈發地沉了下去，眉頭緊緊地蹙起來，好像聽到了某個既令他憤怒不已又焦急萬分的消息。才放下聽筒，他便抓起了外衣，腳下生風地往作戰室外走。敬副官連忙跟上去，聽他語速極快地吩咐道：“叫李軍長過來暫代指揮，你去準備車子，司機一定要可靠。記住，這件事不能透露給任何人。”

敬副官應了聲，又問他：“長官，我們這是去哪兒？”

廖耀湘風風火火地答：“回沈陽！”

在又一次瀕臨昏厥之前，阮靜秋強迫自己醒了過來。

作為一個已在民國生活了十餘年的現代人，她并不是剛剛意識到這個時代的許多事并不像網絡小說和影視劇裡所寫的那樣好，但恐怕直到最近才真正明白這些人和事究竟可以有多壞。若像許多小說作者所寫的那樣直接暈死過去或許還更好些，偏偏某日看守們曾趁她昏沉，拿了所謂寫着口供的紙張來，掰着她的手指想要強迫她畫押。她掙紮着弄濕、弄破了紙張，結果又挨了兩下重重的耳光，看守們随即用兩套桚子套住了她手指的關節，用那些拿油泡過了的、結實的竹棍發狠地夾她的手指。

時隔近二十年，當她被迫再次回想這段時間的經曆并描寫經過時，她還是不太記得當時自己究竟說了什麼，做出了怎樣的反應；也許她心底仍然覺得這是一段十分慘痛的經曆，以至于根本不敢回想。她看着自己的手指腫脹起來，先是發紅，然後漸漸地變成紫黑色，時而痛得要昏過去，時而又驚醒過來。她心裡有一些模糊的念頭，唯恐特務們又趁她昏迷，強按她的手指簽字畫押，于是不住地告訴自己，無論怎樣都要保持清醒。

撤下夾棍以後，她又被摁在冷水裡拷問了一番，而後才被拖回牢房。她的雙臂繼續被高高地吊着，腳尖與膝蓋始終緊繃僵硬，這些關節肌肉起先傳來類似抽筋的劇痛，而後變成針紮一般，神經質地不知什麼時候會出現，又什麼時候會消失的刺痛，最後甚至連疼痛也消失，别說這樣那樣的疼，她連這些關節的存在也已經幾乎感知不到了。她大概能夠猜出，此前他們由于一些顧慮，并不想在她身上留下什麼可以被追究的傷痕，但上過這一套夾棍之後，這些顧慮顯然就變得毫無必要，牆上所挂的那些器具逐一招呼在她身上，恐怕隻是時間問題。

她有些凄涼地想，自己這樣的一個無名小卒所最後落得的如此凄慘的結果，既不會成為後世傳頌敬仰的典範，也很難為這幾位位高權重的長官真正帶來什麼好處——畢竟除了她以外，沈陽司令部還有許多人也同樣遭受着威逼利誘——與之相比，順坡下驢見風使舵倒是很輕易的，可她又不願意這麼做。她自認是一個不強硬的人，也對世上絕大多數的人和事沒有強烈的好惡，一件事做與不做，于她來說大多沒有什麼不同。可是，假如這件事正是十分罕見的她不願意、她不想要的其中之一，她總歸沒有辦法勉強自己。

這陰差陽錯的十幾年裡，她在巴黎街頭逃出過火并與追殺、眼見過長江沿岸累累的餓殍與白骨、穿越過昆侖關不見五指的硝煙與戰壕、經曆過異國他鄉寄人籬下的委屈和艱辛。她如此幸運地見證了抗戰勝利的時刻，如此幸運地得遇值得傾心的尊長、忠誠可靠的友人、飲酒談天的知己，她已擁有了過去從不敢想象的豐富而又精彩的生命。因此，為自己所堅持的一件事慨然赴死，一定是件很值得的事情。

正想着這些，樓上忽然傳來一些聲音。這座改造後的地牢隔音很差，有時不光能聽見樓上的腳步聲，就連說話交談的内容也能聽個七八成。現如今她壞了一隻耳朵，樓上的聲音就聽不太真切，但心裡莫名由此燃起了一些希望，不由強打精神，竭力聽着樓上的動靜。

而事情也确實如她的希冀，一輛疾馳而來、沿途驚起無數飛鳥的高級轎車停在了沈陽城郊這棟粉飾一新的洋房門外。一名身着軍裝的中年男子走下轎車，大步流星地沖進院内，拳頭把一扇房門擂得山響。

屋内值守的特務聞聲過去開門，看見來人，驚得“啊”了一聲，趕忙敬禮：“廖長官！您這是——”

這句話清楚無誤地傳到了樓下的地牢深處。廖長官！阮靜秋隻覺自己的腦袋裡也同時“啊”了一聲——是廖耀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