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學院的教官竟然在醫院裡和被捕的特務大打出手，這件事立刻引起了當地有關部門、醫院和學院三方領導的關注。滕骥被緊急送往手術室搶救，在鼻梁骨折、一隻眼球摘除的情況下，竟然僥幸撿回了一條性命，隻是仍昏迷不醒，無法回應調查人員的詢問。其他圍觀人等的說辭則五花八門，有的說廖耀湘早就有預謀要向他尋仇，有的說看見是滕骥尾随廖耀湘進了洗手間，還有人說全程是廖耀湘單方面動手打人，滕骥幾乎沒有還手，話裡話外要把這件事的責任全推到一個人頭上。

而作為這樁案件最重要的當事人，廖耀湘自始至終沒為自己辯解過一句。坐在他對面的警員已倒了兩個班，軍事學院也派了專人來旁聽，可那份筆錄仍舊空白一片。衆人都不解他沉默的緣由，若說是和那名特務有什麼深仇大恨，他此時更應該詳細說明情況，好協助辦案人員判定對方的罪責。年輕的警員們隔着單向玻璃，看着留置室裡那位帶着手铐的戰犯竊竊私語，說這事好像已傳到了北京，領導們不但下了限期結案的死命令，這兩天還要派一個小組來南京專門督辦這個案子。也有人搖頭歎息，說他再這樣頑抗下去，隻能按最重的罪名來處理。

打那天起阮靜秋就在四處奔波，她顧不得他人的議論和眼光，不但跑遍了軍事學院的每個院系去尋找當天的目擊者，還到南京城裡所有可說得上話的領導朋友那裡去拜訪。但她在三野的時間畢竟不長，那些交情實在有限，秘書和警衛員們一聽她是為國民黨戰犯的事來說情，連門都不讓她進。楚青此時仍陪着粟裕在蘇聯療養，她再沒有其他人可以尋求幫助，隻得決定和盤托出，将沈陽被捕一事的經過寫成報告，詳細地說明自己在獄中曾遭受特務們的嚴刑拷打，甚至還差一點受到了非人的淩辱；并強調廖耀湘當時為了救她曾和特務們發生沖突，兩人正是由此結下了恩怨。轉天一早，她就捧着報告來到了院長辦公室。

隔着一扇不算厚重的木門，屋裡隐約有說話聲傳來，劉院長應是正在為此事和什麼人通電話。他一向是位很有風度的首長，這時說話的語氣卻實在談不上愉快，她捏着幾頁報告，又聽着這樣的說話聲，更覺得整個人都被架在火上烤。她向一旁的警衛員投去求助的目光，小聲問他：“首長是不是心情不好？”

警衛員瞟了她一眼，歎道：“我從抗戰那會兒就跟在首長身邊，從關家垴一戰之後，我還是第一回見他這樣生氣。”

阮靜秋打個寒噤，低下頭不敢再問。這兩年她已從軍事學院的軍史課程中學到了很多，自然也知道關家垴戰役的經過：一九四零年十月，日軍岡崎支隊深入太嶽根據地腹地，經過一番隐蔽的行軍，這支五百餘人的小部隊竟在未遭任何阻擊的情況下與司令部和一二九師師部近在咫尺。随後的攻堅戰艱苦異常，在日軍占據極為有利的地形的情況下，各支進攻部隊損失慘重也沒能全殲日軍，各位首長更因此爆發了一場激烈的争執。十餘年之後，廖耀湘憤怒至極的這一拳竟然引發了堪比一支日軍支隊的“效果”，她該怎麼辦，要說什麼才能為他尋到一線生機？

屋門這時打開了。秘書向她做了個手勢：“阮醫生，進來吧。”

阮靜秋膽戰心驚地随他走進去。劉院長放下聽筒，從秘書手中接過毛巾，在右眼上熱敷了片刻。他完好的那隻左眼則很快注意到了她手中緊緊捏着的一沓紙張，于是笑問：“去年春天，你那份報告在學院裡引起過不小的轟動喲。這回又寫了什麼？”

阮靜秋連忙上前一步，雙手将文件遞給他。劉院長戴上眼鏡，仔細閱讀了幾句，神情立刻變得嚴肅起來。阮靜秋萬分忐忑地觀察着他的神情，竟不由自主地在濕寒的冬日裡滲出了一頭汗水。她站得筆直，顫聲解釋道：“我寫了一份情況說明，主要是關于我在一九四七年被以滕骥為首的國民黨保密局特務秘密關押并刑訊的事件經過。我之所以有命能活到今天，是廖耀湘當時出面救了我。”

劉院長擡眼看了看她：“哦——這麼說，你是來為‘救命恩人’求情的。”

這話沒有任何情緒，但他銳利的目光直叫阮靜秋脊背發冷。不過，她既然将自己最狼狽和難以啟齒的一段遭遇寫成了文稿，再吞吞吐吐、含糊其辭已沒有任何意義，唯有挺直腰杆，繼續說道：“不是求情，而是想協助首長和有關部門的同志們一起查明真相。首先，我的報告可以證明這樁案子事出有因，為了救我，他和滕骥早年間就結下了仇怨，并不是無端尋釁打人。此外，我認為這件事也有疑點。滕骥剛被帶到醫院的時候，就曾做出挑釁的舉動，我當時在場，攔住了廖耀湘，他也答應不再動手。之後，他還和邱維達說了當年的一些恩怨，并承認自己情緒不好，要去洗個臉冷靜一下。當時在洗手間附近的教官們還有蔣鐵雄、趙雲飛等幾人，他們都看見是廖耀湘先進了洗手間，滕骥接着悄悄進去，而後兩個人才打了起來。這幾名教官都可以為我說的話作證，我由此推測，并不是廖耀湘主動尋仇，而是滕骥有意激怒了他，想誘使他出手傷人，借此一了百了，從而逃脫人民和法律的審判。”

劉院長還沒有作什麼回應，門外傳來警衛員喊“報告”的聲音。秘書過去開門，聽他說了幾句話後，轉向劉院長彙報道：“滕骥醒了，但他什麼也不回答，看守人員向他詢問事情的前因後果，他說不記得了。”

阮靜秋對此十分疑惑，心中快速地思索着：他為什麼裝作不記得？他有意挑釁，原本是為了一了百了，現在撿回一條性命，再尋死已幾乎不可能，攀咬廖耀湘、将他一同拉下水才更符合這些特務的一貫作風。他什麼也不說，總不可能是突然善心大發，那就隻能是想要掩飾自己的罪行。他要掩飾什麼？

“我想起來了！”她忽然叫道。

屋内的另兩人都向她望過來。她趕忙解釋道：“當時在沈陽，和我前後一同被捕的還有‘中正大學’的一位進步學生，滕骥對她施加的酷刑更多、更殘忍，我曾經試圖為她辯護，也遭到了他的毒打。我們住在相鄰的牢房，我不知道她的姓名，但曾經通過牆上的一個孔洞和她有過一些簡單的交流，猜想她應該是一位地下工作者。廖耀湘将我送到醫院之後，我曾托人打聽過她的下落，但沒能獲得任何消息，恐怕已在獄中遇害了。滕骥不肯回答當日的情形，或許就是因為害怕被我們揭穿此事，加重他的罪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