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她曾經在現代觀看過描繪功德林生活的那些影視作品，她或許會意識到，藝術創作和現實确實存在很大差别。一些人并沒有人們所想象的那樣頑固不堪、面目可憎，或者說，他們的“反抗”手段遠不至于惡劣到使人憎惡的地步；另一方面，現實中的這些高官政要在功德林所鬧出的笑話，有時遠比影視作品還要滑稽得多。
在複興醫院工作的那幾年，她常接診功德林來的病号，在這些病号住院治療期間，也曾擔任他們的管床醫生。她首先驚奇于管理所工作人員對每一位要犯的細心周到，哪怕牙痛這樣的小病小傷，他們也概不放過，一律要派專車送人到醫院來做專門檢查，不留下一絲一毫使病情惡化的可能。她接着又為一些人與外在面貌所展現的不同而感到很意外，譬如文強來醫院做淋巴結手術的那一回，她在旁觀摩學習，這位前徐州前進指揮部參謀長則在局麻手術中瞪着兩眼、挺着腰闆，忍受着手術刀割開他的脖子并清掃裡頭的潰爛和化膿，全程既沒有動一動彈，也沒有哼叫一聲。這正是環境對人的影響的重要例證，畢竟此前在徐州及陳官莊的那些日子裡，她幾乎沒從這位精瘦得甚至有點兒尖嘴猴腮的長官身上瞧出任何一點堅毅的軍人作風。
黃維是複興醫院的另一個常客。對于醫生們來說，杜聿明、黃維、文強等幾人簡直像是鉚足了勁在競争誰身上長着更多的結核，他們你追我趕，互不相讓，醫生們不得不緊随其後，焦頭爛額，常常是剛料理完這一處病竈，轉眼又有一處冒了出來。他最嚴重的那處病竈悄無聲息地生長在他的腹膜深處，結核杆菌吸引着積液大軍圍城，使他在極短的時間裡就浮腫膨脹成了一個姿态詭異的氣球。據管理員們說，他這樣身體虛弱的病号在功德林裡住的是單間，每日的飲食起居都有管理員專門照料。可他直到病成一個氣球，也不肯掀開衣服讓人們瞧見他膨脹得幾近透明的肚皮和雙腿，這隻能說明他對此仍存有一絲幻想，比起向新世界投降，甯肯做疾病的手下敗将。
在管理員與醫護人員們艱難地就着鹹菜吞咽苞米窩頭的那些時日裡，躺在複興醫院的病号們和躺在功德林單間裡的病号們都享用着讓人豔羨不已的待遇。早晚各有一大杯熱騰騰的牛奶準時送到他們的床頭，每日兩個雞蛋或白煮、或水蒸、或煎炒，從未一日中斷；最令人羨慕的是，病号們每日還能獲得至少三兩肉食供應，而對于杜聿明這樣患有慢性胃潰瘍的病人，這些肉類還會特意被炖煮得軟爛入味，便于吸收營養。每到開飯時間，住有功德林來客的那層病房就香氣四溢，而阮靜秋就會站在門口默默注視幾位前長官們大快朵頤，邊微笑着對他們友善的分享表示婉拒，邊在心裡悄悄擦掉淌了一地的口水。
由此可見，在東北、山東、西南各地的高官政要們也都聚集進功德林之後，在其内部設立一個名為醫務室、實為複興醫院的派出機構的微型門診部實在很有必要，因為随着更多病号的到來，複興醫院的住院床位和門診排班竟然頭一次陷入了供不應求的狀态，這要求管理員們開始學會靈活地将病号們的頭痛腦熱進行分流，至少可以将牙痛這類的問題留在醫務室初步檢查和處理。走進這裡的第一天，阮靜秋就遇見了一位老上級，昔年東北司令部醫務處張主任竟然搖身一變，成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内的一把刀。他熱絡地和她握了握手，說四七年杜聿明離開東北後，他念着老長官早年的恩情，不願投靠陳誠，索性辭官歸田，回老家做了幾年鄉村大夫，當地解放時，他親眼看到部隊軍容齊整、秋毫無犯，因此自願參了軍，先後在華北某教導團及軍政大學工作，而後又随這些機構一并遷入了功德林。
醫務處位于後院一排新建的小平房内，與之相鄰的還有專門的治療室、觀察室和備品倉庫。觀察室裡還有一個小隔間正在改造，張主任打算将其用作“中醫治療室”，提供中醫推拿、拔罐、針灸、艾灸等物理療法，旨在緩解戰犯們身上常見的各類腰腿疼痛問題。越過一片可用作體育鍛煉場所的空地和幾道尚未來得及開墾耕作的田壟，一幢八角樓赫然立在圍牆的正中央，環繞着它的則是八條放射狀環繞排布的胡同，無論是身體健康的人們所居住的八人間、十人間、病号們暫且擁有的單間、配備了抽水馬桶的衛生間、淋雨盆塘皆有的洗澡間、讀書閱覽室、以及在之後的歲月裡将逐漸浮出水面的各色勞動小組，都星羅棋布地被囊括在這八條由内而外伸展的長長藤蔓裡。杜聿明仍每晚躺在他恰好合身的石膏架子裡入睡，再有一個月，他就這樣躺滿了三年，終于可以與它做最後告别；黃維直挺挺地躺在那裡與天花闆對望，他手邊仍和過去每一日一樣供應着牛奶、雞蛋和肉類；文強則抱着他住院時從陳長捷那裡借來的一套《資本論》不肯歸還，正如饑似渴地從每一行精妙絕倫的筆記裡汲取營養。
他們和宋希濂、康澤、林偉俦、楊伯濤、梁培璜、宋瑞珂、覃道善、邱行湘、董益三等人一同率先成為這八條傳奇胡同的住客。早在她走進這座高牆大院之前，通向光明大道的路上就已有了一些人一馬當先、另一些人迎頭趕上的身影，而五六年一月以來的“大集中”，不但為他們通往光明的路上帶來了新的震撼，也聚集了更多的“對手”。
廖耀湘來的前一個晚上，阮靜秋剛在杜聿明身旁守了一夜。曆經連續幾年的療養，他身上的大部分結核杆菌已經被掃蕩一空，隻有手術摘去的那個腎髒無可挽回。他不再那樣和她執着于“活着”的問題了，也幾乎不再和她談過往，以及那些永遠長眠在過往裡的人，他厚重的鏡片面朝着新的理論和思考。但是，他的身體仍然飽受結核病後遺症的影響，有時是入睡後盜汗，有時則會毫無預兆地從傍晚開始發燒。管理所的姚所長怕她一個姑娘家難以顧及，這晚也留在了胡同裡，讓她在黎明前得以短暫地打了個盹。
這毫無疑問是“大集中”以來最忙碌的一天，來自東北和西南的兩撥人馬幾乎前後腳到達，人們從蓋着油布的大卡車裡眯着眼下來，而後便瞪圓了眼睛互相看着對方。這倒也不算奇怪，對于在解放大西南的過程中被俘的這些高官要員來說，來自東北的這群人堪稱“死而複生”，均是報紙上已經“成仁”并舉辦了追悼會的“英烈”。李仙洲大概算其中最為特殊的一位，他分明是在山東被俘的，後來卻被送到了佳木斯去。他的目光沉默而焦慮地在院落中搜索着山東戰區的同僚，在看到王耀武兩手各提一隻暖壺，目不斜視地遠遠走過之後，歎口氣垂下了頭。
後勤部的戰士們将臉盆、牙刷、肥皂、毛巾在長桌上排成一列，逐一分發給新來報到的學員。學員們懷抱臉盆及臉盆中的物件，拐進院落的更深處，另一條長桌上整齊地堆放着嶄新的棉襖棉褲、棉鞋棉帽。在日用品和衣物已将臉盆幾乎塞滿之後，他們要順着指引向醫務室走去，醫生和護士們在那裡登記每個人的身體狀況并為他們進行簡單的體檢。他們魚貫而入，又魚貫而出，偶有相互認識又久别重逢的，便很激動地多對望片刻，用力地點一點頭——因為他們暫時還不被允許随意與其他學員閑聊。
來自山東教導團的人們對當地的夥食與待遇贊不絕口，重慶白公館的前住客們噤若寒蟬、左右環顧，佳木斯的聲音裡則滿是苦水。鄭庭笈宛如一個東北方面的“代表”，率先走進了位于觀察室内的這間中醫診療室，并對阮靜秋的出現大感吃驚，說道：“哎呀，怎麼會是你在這裡！”
阮靜秋便和他寒暄着，問起他的身體和佳木斯的生活情況。他回頭看一看屋門，見門鎖确實已經妥當地關上了，才拍着大腿連聲道：“不堪回首、不堪回首。總之是熬出頭了。”
在一個醫生，尤其還是一個相熟的醫生面前，這位出身海南文昌、曾作為步兵指揮官護送戴安瀾的骨灰翻越野人山回國的将軍罕見地将過往的那點架子和面子都抛去了腦後，連珠炮似的向她傾訴了一番在佳木斯生活的種種困難不便。與山東、西南和華北等其他管理所相比，佳木斯教導團堪稱最為嚴格，戰犯們白天不準躺卧睡覺，必須起來坐在大通鋪上翻來覆去地看那些早已被翻爛了的書報；夜間則礙于室外動辄零下幾十度的嚴寒，連起夜都要打報告并受人監管。他的白話混雜着家鄉口音，平仄不分地抱怨道：“我的前列腺炎就是這樣被搞出來的！小解時也有人牢牢盯着，哪裡解得出來嘛！”
阮靜秋哭笑不得，隻好搖着頭記下他的病症，以待日後統一到複興醫院仔細檢查。鄭庭笈抱起了他那一大臉盆的日用品和衣物，十分熱心地向她補充：“東北來的人裡面，不是我一個有這樣的毛病，還有範漢傑、廖耀湘，他們都需要去醫院查一查……”
東北來的人們确實大多身有痼疾，鄭庭笈走後，她陸續又見過了範漢傑、盧浚泉、李仙洲等人，可左等右等也等不到廖耀湘敲開她的屋門。時候接近正午，戰犯們的體檢登記工作幾乎已進行到了尾聲，觀察室裡其他人都先後出去吃飯了，她焦灼地站起身向外張望，杜聿明這時走了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