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置的土地種上了蔬菜瓜果，另一片空地則建起了溫室大棚，其中的植物都由學員們親自動手種植養護。阮靜秋忙完了手裡的活計，坐在醫務室門口打量着手裡嶄新的拖把——這還是杜聿明的傑作。他既不能跨越重洋去到孩子們的身邊，又不能在管理所内放任自己成日陷于悲痛，就将萬千情緒都化作了勞動的動力，以十二萬分的熱情和主動性将自己忙得像個陀螺一樣。那些縫紉機的維修工作都由他一手包辦，甚至縫紉組的其他學員也都成為了他手下的學徒；除此之外，他還将平時餘下的布料和木工組那裡廢棄的木料結合起來，昨日紮了一大捆拖把，今日又忙着編織掃帚。衆人很支持在管理所内再劃出一片區域用于飼養家禽，因為這樣他就能将脫落的羽毛編成撣子；他們又說應該把前些年曾使用過的幾部背負式的消毒噴藥機器拿出來交給他改造，如此就可以繼續在土地與大棚中發揮用場。
杜聿明對此照單全收。與以往的自己相比，現在的他才越來越像廖耀湘口中那個慈眉善目的“菩薩”，人們不太容易在學習讨論中揪住他發言的小辮子用于批判，因為他極少參與激烈的辯論；人們又不能因此而對他的改造态度産生微詞，因為他在勞動中創造的價值和貢獻比許多身強力壯的人還要可觀。工作之外，他僅有的休閑時刻是和學員們一起打牌或下棋，但放眼整座管理所，也隻有宋希濂和範漢傑等極少數人的棋牌水平能讓他認真參與一場桌上厮殺。阮靜秋由此開始意識到，當年從複興醫院的同事們口中聽來的勸告并不是杞人憂天，當勞動伴随着重複、活動被劃定範圍，她這個自由人也時常感到難以化解的郁悶，而這距離她第一次踏進這所院落的大門僅有幾個月而已。未來，他們還要一同在這裡度過無數個同樣的白晝、無數個同樣的夜晚。
在她對面不遠的某一條胡同裡，杜聿明也正手持着昨日剛做好的一隻拖把，清掃縫紉組裡外的地面和門前的走廊。管理所日常的清潔衛生工作是劃片值日制度，但他不管這天值日的是誰，門前的胡同又是哪一組負責，總是堅持早晚打掃兩次，每一個角落都一塵不染。時節入秋，從今年冬天開始，功德林學員的棉衣棉被等用品都由縫紉組負責裁剪制作，他們需要根據各人的身形胖瘦劃分三到四個尺碼、裁剪合适的衣料、稱量棉花、再逐一填充，可稱得上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在這繁重的工作之外，他還惦記着大棚中的花草、田地裡的土豆，鎖好縫紉組的屋門之後，又拎着兩桶水從院子的這一頭走向那一頭。
阮靜秋不知何時出現在他身旁——她的腳步總是敏捷又輕快，像偶爾會路過牆頭屋檐的小貓。直到聽見一些細微的“沙沙”聲，杜聿明才察覺她的到來，并知道她的手裡一準又拿着最新的報紙文章，打算擇取些有趣的新聞來逗他開懷，近幾個月來，她對此很是執着。
他既感歎多年牢獄生活已磋磨了他軍人的敏銳與警醒，也感慨于她日複一日的細心關照，無論她朗讀的文章究竟内容如何，他總是認真地聆聽并報以微笑。今日也不例外，他還沒有将灑水壺放下，便徑直開口發問：“今天有什麼新聞？”
她笑嘻嘻地向他揚了揚手中的報紙：“是個好消息，你準會高興的。”随即将報道一字一句地念給他聽：幾天前，中央政府宣布了追認戴安瀾為革命烈士的決定，而在報道發出的前一天，國家領導人親自将《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交到了戴夫人王荷馨的手中。她念完了這則簡訊，又對他說：“我想這是一件好事情，應當給荷馨大姐寫一封信表示祝賀，也可問問她和孩子們近來的生活。你有沒有什麼要說的、要問的？我附在信中，或由你的名義另寄一封也可以。”
杜聿明放下了灑水壺。這确實是一件好事情，好到讓他的眼前立刻出現了戴安瀾的面容，腦海裡立即浮現了與他有關的每一件小事、每一段過往；而他确實不那麼像一位堅毅的軍人了，隻不過想起故人與舊事，他的淚就幾乎要流下來。
阮靜秋連忙攙扶住他——她看得出他的樣子像是要哭。她以為這消息于他來講更多是感慨與欣慰，哪知道他笑也沒笑一下，反倒被勾起了久遠的傷心事。她不由十分懊惱，後悔自己擇選了這則新聞讀給他聽；又不知該怎樣安慰他，隻好抱歉地說：“對不起，是我措辭不當。戴師長犧牲在緬甸，這無論如何也不算一件好事。”
“不，”杜聿明拍一拍她的手，“我很高興。錦沈、徐蚌大戰以前，我雖叮囑過親信副官留意戴家的情況，但礙于種種瑣事及顧慮，确有好一陣子沒有通信聯絡。被俘之後，更沒有臉面去信問詢。政府既認可衍功是革命烈士，對于荷馨和孩子們應當是很大的寬慰，值得去一封信祝賀。由你出面寫這封信就很好，我沒有什麼要說的，隻有件東西想托你一并寄去。”
他暫時放下溫室大棚内的活計，領她去管理所的庫房。這裡暫存着所有戰犯入學報道時的随身行李、錢财和其他個人物品，管理員們承諾為他們代為保存，直至“畢業”後來領取。經過管理人員的同意，杜聿明打開屬于自己的那隻皮箱，取出了箱内僅有的兩根金條。阮靜秋愣了一秒，旋即認出，這正是在濟南見面時她交給他的、當年在陳官莊突圍前夕，由邱清泉親手托付給她的那兩根金條。他說：“我想請你把這兩根金條交給荷馨。孩子們都是長身體的年紀，我們卻隻知道打仗，而顧不得關心他們生活如何。這兩根金條，至多隻夠得上一點微末的歉意，希望你能勸她收下。……唉，若是能換衍功回來，莫說黃金萬兩，就是要我的命，我也樂意呀。”
阮靜秋心情複雜地接過兩根金條，又放回了皮箱裡。她歎道：“我懂你的意思了。隻是黃金總不能随書信一起寄去，即使折算成現金彙款，數額也會把一家人吓壞。我姑且先在信裡問一問，待确實聯絡上了，日後我再請幾天假去安徽，專門将這筆心意捎給她。”
杜聿明表示同意。收起皮箱，他們又一同往回走，路上他問她：“你還記不記得，四三年秋天，衍功在全州的葬禮？”
阮靜秋答：“記得。”那時她雖然人在印度，但通過報紙、書信和電台聽到了葬禮的情況。新二十二師的老兵們聽到這個消息，都肅立在電台前脫帽默哀，臉上流下熱淚；一向不沾煙草的廖耀湘也面朝祖國的方向，無聲地點燃了三支煙。對于整個第五軍來說，戴安瀾的犧牲是每個活着的人共同的遺憾；但第五軍的每個人又都很明白，戴師長自己絕不為此感到後悔。一九四二年夏秋之際，二百師殘部扶靈回國以後，戴安瀾的後事都由杜聿明出面主持，而阮靜秋直到四年之後才在沈陽見到他，因此從沒有機會問過，那時他拖着剛從野人山中九死一生的病體，究竟是以怎樣的心情、忍受着怎樣的悲痛完成了這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