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所長數日後向管理所内部傳達了對阮靜秋的處理決定：口頭警告、通報批評，外加停職反省一段時間。這項決定沒有對學員們公開，但消息很快傳遍了所有胡同。有人為此憤憤不平，畢竟先出言不遜的那幾位調查員反而沒受到任何處分；也有人說不過口頭警告而已，又不像國民黨軍隊那樣要挨軍棍、關禁閉，根本不值一提。

當事人自己也是這麼想的——姚所長和她談心時說，不要把這件事當作一種處罰，隻當給自己放個假，出去散散心就好。廖耀湘和杜聿明在她收拾行李時趕來送别，一個雙手叉腰，站在屋裡吹眉毛瞪眼，一個坐在門口，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煙。她看他們倆神情很複雜，反過來寬慰他們道：“你們就當我去休假了。好容易打完了仗，我可有許多地方想去看看呢！”

一直悶頭抽煙的杜聿明說：“安全起見，你去一些大城市看看就好，雲南、廣西還是暫不要去。”

阮靜秋回答：“知道。”她也曾在報紙上看到，從去年起，越南的南北兩個政權就一直呈現着劍拔弩張的态勢，加上仍有少數未撤離的散兵遊勇在緬北，這個時候确實不宜去西南邊境地區。更何況，在這個交通不算便利的年代，她得搭多久的火車才能去到那麼遠的地方呀！她說：“我想先去荷馨大姐那裡。若回程時趕得及，也想去一趟蕭縣看看雨庵。”

她将兩本書放進行李箱，想了想又拿出來塞給廖耀湘：“書太沉，我就不帶了，你先替我保管着。”

廖耀湘接過書本，從口袋裡摸出來一把鈔票塞給她。功德林學員每月固定有一點津貼，不少人将其用于改善夥食，他則隻偶爾買幾本書，剩下的全都攢在這裡。阮靜秋躲閃着說：“我不要，我自己有錢。”

廖耀湘就瞪她：“讓你拿着就拿着！”而後扯着她的口袋将她拖回來，又把鈔票全塞進去。

臨行前她給同濟大學發了電報，這才從戴複東那裡知道王荷馨此時已帶着孩子們一并搬去了上海，和大兒子、大兒媳住在一起。她因此乘火車先行去往上海，可口袋裡的這一堆現金讓她實在壓力山大，隻能時刻保持清醒，坐在窗邊遠眺着逝去的景物。

從某種意義上說，功德林的高牆不但将俘虜們與新中國的社會隔開來，也幾乎将管理人員們的生活牢牢地圍在了這個院子裡。一九五六年二月，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忽然在一場報告上系統性否認了斯大林所作出的貢獻，并針對蘇聯上下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作了嚴厲批判。功德林的學員們也讀到了赫魯曉夫的發言内容，他們同樣為北方盟友的轉向而感到十分意外，一直支持走蘇聯路線的陳林達一度成為衆矢之的，遭到了本土派們的“圍攻”。人們在讨論會上謹慎地各抒己見，暫時還沒有産生确切的結論。

阮靜秋對時事興趣寥寥，除卻管理所内要求集體學習的情況，她其實并不太關注高牆之外的種種動向及風波，隻隐約意識到這大概是中蘇關系交惡的最根本的起點。但事情似乎不止于此——在這趟由北向南疾馳的列車上，在來往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興奮的讨論聲中，在他們争相傳閱的最新一期的報紙上，她看到頭版頭條文章詳述了關于改進工作作風，聆聽各方意見建議的相關内容。想起那幾名調查員傲慢的工作作風，她對文章中所強調的必要性深表贊同。至于這項工作如何開展，同車的人們已作出了身體力行的示範：學生們振臂高呼、知識分子們奮筆疾書、少數工人和農民模樣的年長者面帶茫然，但頻頻點頭……他們無不在訴說自己工作與生活中所遭遇到的此幾類作風的情況，無不想在第一時刻發出最洪亮的、批評的呐喊。

在這樣的情境下，阮靜秋決定回到被窩裡睡覺——她不擅長振臂高呼，也沒有什麼可奮筆疾書，心中雖然也有一些憤怒不平，但總不該在這個場合對一群陌生人胡亂傾吐。多年磋磨以後，她身上屬于現代人的東西已不多了，這種i人特質姑且算是其中之一。

在南京長江大橋通車之前，從北京坐火車到上海最長曾需要三十六個小時，到五十年代中後期，這段路程随火車提速而逐漸壓縮，但彼時也至少要二十八個小時才能抵達。下車之後，先是阮靜秋從人群中認出了那雙酷似他父親的眼睛，戴複東接着也認出了她，遠遠便招手道：“阮醫生！”

阮靜秋對于他的記性感到很驚奇，他們之前僅見過寥寥幾面，最近一次還是在入緬作戰之前，距今已有十五年之久。她随前來接站的這夫婦倆搭乘電車從火車站往同濟新村去，車廂内果然也有不少人正議論着那篇頭條文章，車外則偶爾能看到牆上張貼的布告和标語。戴複東低聲向她解釋：“大學也在開展這項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活動，鼓勵廣大群衆、無黨派人士和黨員踴躍參加。”

阮靜秋點點頭，她仍覺得哪裡不對，但沒有将這疑問說出口。同濟新村是同濟大學為教職員工專門修建的宿舍，分給戴複東的這一套面積不算大，一家人住得滿滿當當。戴家女兒藩籬和二兒子靖東平時住校，正上中學的小兒子澄東則每天午晚回家吃飯。搬到上海以後，王荷馨獲邀在居委會做治保委員，平日最重要的一件任務就是負責調節鄰裡關系，因此很快就融入了當地社區。她早早買好了菜，正在廚房忙得熱火朝天，阮靜秋不好意思坐着看她忙碌，也一并鑽進了廚房打下手。在洗菜、切配的過程中，她悄悄打量着對方，這些年她獨自一人将四個孩子拉扯大，非但人黑了、瘦了，手上也多了一些陳舊的傷疤和老繭。王荷馨注意到了她的目光，對她說：“不用幫、不用幫。你是客人，哪有讓客人做飯的道理？”

“那我就不當自己是客人，”阮靜秋笑答，“隻當作一個遠遊歸來的家裡人。家裡人在廚房幫一點忙是再應當不過，你可别趕我走。”

王荷馨也笑了：“你還是老樣子！杜先生他們那時就常說，阮醫生是最會說話的，隻要是她想做的事，她總有别人說不過的道理。他們在北京都好嗎？”

阮靜秋說：“都好，隻是他們還都在改造，暫時不能一起來上海。”又歎道：“杜先生覺得很虧欠你們。他說他欠戴師長一條命，後來那些年你們過得很辛苦，他又四處打仗，一點忙也沒有幫上。”

王荷馨隻搖搖頭：“都過去了，沒有什麼虧不虧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