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鄭洞國的小女兒鄭安玉滿月，阮靜秋獲邀到鄭家小坐。彼時正是一個微妙的時間點，一番“大鳴大放”之後，外界的風向産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而此番受牽連之人則大多集中在高等院校和黨外人士之間，民革中也有如龍雲這樣的被打成了“壞分子”。與外頭的風聲鶴唳相比，鄭家還算風平浪靜，鄭夫人顧賢娟閑聊時和阮靜秋說，“大鳴大放”期間，政府那裡來了兩位處長請鄭洞國提意見，他實在沒有什麼可說，當時甚至有些尴尬；現在看來，當時什麼意見也沒有提，既是他發自内心的回答，也使他們一家免于卷入這場風波，可算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保佑了他們一家平安。
前任鄭夫人陳碧蓮心系上海，不願随夫遷往北京生活，因此在鄭洞國北上到水利部任職那時選擇和他離婚；而顧賢娟與阮靜秋同歲，一九五六年才經人介紹嫁給了鄭洞國。按鄭氏夫婦的意思，滿月酒隻是圖個吉利，不要大操大辦引人注目，來家中拜訪祝賀的親友大多也隻是說幾句話就走。但當阮靜秋放下禮物又寒暄幾句，正要告辭的時候，卻被他倆堅決地留了下來。
顧賢娟和她是第一次見面，連聲說和她聊得投緣，甚至提出要親自下廚為她做幾道拿手好菜。鄭洞國和阮靜秋一齊對此表示反對，先是阮靜秋說道：“嫂子才剛出了月子，無論如何不能勞累辛苦。”鄭洞國旋即在旁補充：“但賢娟說得很有道理，你好容易到家裡來，至少應當吃一頓飯再走。她不便勞累，隻好勉強你來品評一下我的廚藝。”
阮靜秋連忙說：“不敢、不敢！”語罷将懷裡小小軟軟的嬰兒交回她母親懷中，自覺地跟着鄭洞國去幫廚。他這位曾經萬人之上的将軍如今也頗習慣于洗手作羹湯了，她偷瞧着他洗菜切配的流程，感到他對此已非常熟練老道，甚至用不着多一個人在這裡幫忙。她見縫插針，積極主動地清洗碗筷、收拾果皮，鄭洞國看她一副想要幫忙又偏幫不上忙的樣子，在旁笑着打趣道：“你在廚房裡的樣子，可沒有抱孩子的時候自在。”
阮靜秋聞言，短暫地回味了一下方才抱孩子時的内心活動，感到那确實比在廚房揮舞炒勺要好得多了。小嬰兒香香軟軟，不哭不鬧、安安靜靜地躺在她懷裡睡大覺，她一點力氣也不敢使，連拍撫她的力道也輕之又輕，真怕一個不慎弄碎了這件嬌嫩脆弱的珍寶。她也承認自己多少有點兒羨慕——醫院那邊的體檢結果總是模棱兩可，她看着那些意義不明的報告想，也許自己此生真的已沒有機會成為母親。她發自内心地感歎：“誰叫我自己沒有孩子呢？她那麼輕、那麼小，我能這樣抱着她一整天！”
鄭洞國又笑問：“你既然這麼喜歡小孩，怎麼還不盡早辦妥了自己的終身大事？賢娟是個熱心腸，之前聽說你的事情，早就要給你張羅對象。隻是我記得，上一回見到光亭，和他聊起你時，他曾叮囑過不要我們幹涉你的婚事，你自己早有主張。我正好借機問一問你，你這個‘主張’，到底有是沒有？若是沒有合适的人選，她那裡可有一長串适齡青年等着給你推薦。”
阮靜秋一愣，她沒想到杜聿明細緻到這種程度，竟然連這種事都特意關懷叮囑。她尴尬地抓抓頭，自覺也不好就這樣告訴他自己和廖耀湘的事，隻得敷衍道：“就算是有吧。我自己活得迷迷糊糊，也不好意思再拖哪個無辜青年來蹚我這趟渾水。再說，我一年到頭幾乎都住在功德林裡，每天的日子就是看病和寫病曆，這時候忽然成個家，隻怕要雞飛狗跳、亂作一團呢！”
這話裡漏洞百出，好在鄭洞國并沒追問，隻是委婉地提醒道：“總之，你要為自己有個長遠的打算。功德林裡是有不少舊日的朋友可談天作伴，但那畢竟不是一輩子的事情。對于國家來說，這份工作很有意義不假，但正像你說的，對你個人的生活和日後的婚事隻怕會成為一種負擔。民革這裡倒是一直很缺人手，你要是願意來幫忙，我應當可以出面去說一聲。”
後來許多天，她都想着鄭洞國語重心長的這番勸告。倒不是說她也認為功德林的工作變成了一種負擔，而是他的提醒讓她意識到，許多事應該盡早做未雨綢缪的打算。往遠了說，如果想要使廖耀湘免于遭受她夢中所見的命運，由黃伯溶和廖定一出面，在他特赦之後接他去美國定居就是當下最可行的一種辦法；再說回近的，如果美國那邊聯系不上，而他又不願意出國的話，他倆就要想法離這個漩渦的中心越遠越好，比如在某個時間點之前盡早搬到香港去。功德林的工作因此必然會成為其中最不穩定的一顆定時炸彈，上至各位領導，下到街頭巷尾的街坊百姓，他們誰也不可能接受在押戰犯特赦之後就立刻和管理所的醫生走在了一起。要是兩個人此前在南京的來往也被翻出來作文章，那就更是一樁巨大的罪過。
當一個人的年紀抵達三十五歲這樣的分水嶺，無法回頭地要向衰老步步逼近的時候，變得惜命似乎是一種本能反應。阮靜秋因此思索着，她或許應該做點什麼以避免直面這樣的危機。她又想到戴安瀾和邱清泉——在他們兩人的事情上，她沒有條件、也沒有意識去考慮“未雨綢缪”的可行性，當事情已經開始朝着不可挽回的方向發展、并進行到攸關生死的那個關鍵節點的時候，無論她幹涉與否，都無法再改變既定的曆史。她不知道未雨綢缪究竟能不能為未來的命運造成一點點影響，但她想，她總要試試看。
一九五八年的新春，飛雪帶着大洋彼岸的一封信函飛進了功德林的高牆。帶來喜訊的是剛從日内瓦返回的楊武之教授——經由杜緻禮和楊振甯在美國多番詢問打聽，他們終于獲知，廖定一這年剛剛從美國的醫學院博士畢業，正要把母親黃伯溶從台灣接來美國定居。聽聞父親尚在人世的消息，他激動萬分，在這封長長的信件中詳述了母子倆這些年來的生活，并随信附上了自己的畢業留影。信件與照片先是輾轉寄到日内瓦，又由楊教授捎回國，最終平安抵達廖耀湘手中。他愛不釋手地捧着廖定一身穿博士長袍的相片，喜滋滋地向每個路過的人介紹他引以為傲的兒子在美國所取得的傑出成果；他又小心翼翼地将信紙收在懷中，時不時就拿出來反複地閱讀，無論已讀過了多少遍，他還是會在看到信中描寫他們在台灣艱難地、幾乎靠舊部同僚救濟才能生存的那些歲月時流下淚水。他寫了又改、改了又重來，在萬般糾結與苦澀中也寫下一封長長的回信，不具名地簡要介紹了自己在功德林的兩年生活、勉勵兒子認真工作并叮囑他盡心侍奉孝順母親。還有一些寬慰他們的話語，如自己争取早日去和他們團聚，或是歡迎他們回到大陸之類的話，他寫過，最終又都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