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隊将挨着果樹園的那一排平房騰了出來，聽說是要分給功德林特赦出來的同志們。衆人對此議論紛紛，此前他們對這個群體的印象隻來自于寥寥的文字，沒人見過這些頭等戰犯究竟是什麼模樣，特赦以後比之從前又有怎樣的變化。阮靜秋也在搬遷之列，這排平房原本就是大隊為城裡來的幹部們特意建的，她來工作時便被分配到了其中一間。眼下要搬走，但可供選擇的住處卻并不很多，她聽完支部書記逐一詳盡的介紹，回答：“我要挨着馬棚的那一間。”
書記用納悶的目光打量她：“别人都争着要熱鬧的地方，你怎麼偏挑最遠的一間？”
阮靜秋隻說：“那間離大隊的牲口最近。我是獸醫，這樣方便工作。”
在紅星公社，人們大多住的也是平房，或連在一起分隔出各門各戶的排房。離聚居區更近，意味着生活更加便利、熱鬧，每日往返食堂能省下不少腳程；她點名要的這一間則有些偏僻冷清，緊挨着馬棚、牛欄和羊圈，解放前是為地主家放牧飼養牛羊的長工所住，常有異味姑且不論，房屋内外也遠比不上新建的排房幹淨敞亮。
阮靜秋沒想那麼多，或者說她更樂意離這些左鄰右舍的熱鬧稍微遠一點。人和人之間的差異正在于此，這世上既然有酷愛熱鬧的，也就必然有另一些人甯可遠離這些熱鬧。這樣的生活好像也與孤單寂寞沒有什麼必然的關聯，住到哪裡都是白天出門看診、三餐食堂吃飯、回屋洗漱睡覺。在那個遙遠又并不遙遠的現代，人們比當下更容易适應獨自生活，其中就包括怎樣安排自己的日程、怎樣分配每天的花銷。假如從上大學開始算，她已這樣獨自生活了十來年；把穿越後的時間也加上，這個數字的總和就有三十餘年之久。一個人生活三十多年以後，生活本身已經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習慣，足夠讓人抵消所有的孤單寂寞和思念惆怅。
這年冬天比去年更加寒冷而漫長。功德林的學員們據說很受大夥歡迎，孩子們纏着他們聽各種方言口音的故事，年輕人們則頗有幹勁地和他們互相交流着機械維修的技巧。阮靜秋守着每日從早到晚安靜吃草的牲口們，沒去面見這幾位舊日的同僚。年關又至，在一九六零年春節前夕的某日傍晚，她沾了一身的雜草從馬棚回來，瞧見有個人影正在她門前不遠盤桓，過了會兒，又遠遠探頭向屋内望了望，而後竟擡腳要走了。
十年改造生涯治愈了他身上大部分痼疾，但舊時代的一些經曆仍無可改變地在他身上留下了鮮明的印記，比如那副愈發厚重的鏡片、仍有輕微歪斜的脊椎和走路時不大平穩的姿态。她叫住他：“光亭！”
杜聿明聞聲停步，驚奇地回身道：“書記說你是個大忙人，我還以為今天恐怕沒有運氣等到你。”
阮靜秋邊拍去身上的雜草，邊走近他幾步，笑道：“說來巧了，年前一向都是最忙的時候，偏偏今天沒有病号找上門來。”又忙招呼他進屋暖和。
杜聿明也笑說：“打擾、打擾！”和她前後腳走進屋裡。這間小平房與他們的住處相比确實簡陋許多，他稍微看了看屋裡，又從懷裡摸出一瓶酒、一個油紙包，一并放在桌上。他絕非愛喝酒的人，隻是當年為應酬總沒法推拒，這點她在徐州看得分明。阮靜秋不由疑惑地問：“這還沒過年呢，你特意帶酒來，是有什麼事麼？”
杜聿明解釋道：“酒是竹齋給的。在功德林的時候，他的夫人日子不好過，兩個人不得不辦了離婚手續。特赦以後，政府方面來人做了一些工作，希望他們兩個能夠複婚，繼續一起生活。雖然手續還沒有辦，但雙方的意向差不多已都談成了，他一高興，就買來了一些酒分給大夥。”
阮靜秋說：“原來是喜酒，那是一定要喝的！”這才去取了兩隻幹淨的搪瓷杯子，各自滿上一小半。酒的風味她嘗不出，口感除了辛辣更沒有其他，隻恰巧外頭是三九隆冬，從暖身的功效來說，酒絕對是大有益處。她捧着搪瓷杯子小口抿着，樣子不大像喝酒，反倒更像在與一杯苦澀的中藥作鬥争似的，每一口下肚都被辣得龇牙咧嘴。杜聿明見狀拆開油紙包，從桌子這一頭推到那一頭，又說：“我還從城裡帶了些零嘴來，興許是你愛吃的。”
阮靜秋正被辣得涕泗橫流，忙不疊揀了兩顆杏幹填進嘴裡，半晌又覺出不對，納罕道：“你今天還是不對頭。明明是竹齋送你的，你不去找王耀武宋希濂他們，卻從果樹園一路走過來，專門來找我喝酒。還有，我也沒說過我愛吃什麼零嘴呀？”
杜聿明放下搪瓷杯，過了會兒才答道：“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來之前我們住在崇内旅館，我聽桂庭說了一些你的事情。之後你遲遲沒有露面，我猜想你或許是不願意見我們，可又覺得到了年節時候，應該過來看看你。照理說，從功德林出來應當是件值得慶祝的好事，但若說喝上兩杯，好像又沒有什麼人選，隻想着你這裡或許清淨一些。總而言之，我是自己來的，沒有告訴他們你也在這裡。”
他總是樂意到她這裡躲清淨，徐州的冰天雪地裡如是，地點換了北京也不例外。阮靜秋心想，自己好像并沒和鄭洞國提及過什麼個人喜好——但她決定不再追問。此時此刻，這間陳舊的小房子是一個可以無拘無束地用來回憶過往、提及故人的世外一隅，兩人邊喝着酒，邊說起舊日那些細枝末節的趣事，連杜聿明早年間頭回來北京那些跌跌撞撞的境況也在他生動的叙述中被演繹成令人捧腹的趣聞，隻是每當說起廖耀湘，她仍舊言語躲閃。
功德林學員們來紅星公社勞動鍛煉的期限是一年，開春後，杜聿明便忙着去學果樹嫁接的技法，後來兩人雖還見過幾次面，但再沒有機會能這樣自在地飲酒談天。阮靜秋把自己工作中的姓名改回了“張秋”，按她對杜聿明的解釋，這主要是為了避免被功德林的同學們偶然認出，到時引來麻煩。杜聿明則想，她和功德林這些人本就沒有仇怨可言，就算被認出也談不上什麼麻煩。她貌似是在躲着這一群人，實則隻是在躲着那唯一一個。
一九六一年伊始，第一批特赦的十名同學大多都回到北京，開始他們作為政協文史專員的新工作，負責将自己過去的經曆整理成文稿，并收集歸類各地寄來的相關資料。杜聿明和宋希濂、鄭庭笈分到同一個四合院居住，鄭庭笈随即和妻子複了婚，宋希濂又經人介紹認識了一位對象，不久後也喜結連理。小院裡頭歡聲笑語，襯得他這間屋越發冷清，好在鄭洞國常來他這裡小坐，也常帶來曹秀清的消息和書信。經過複雜的手續與擔保，她此時總算已離開台灣，到美國和大女兒、大女婿一家團聚。但考慮到尚在台灣的四個孩子及途中的種種障礙，雙方能通信已很不易，她暫時還沒法回到大陸。兩人有時也說起廖耀湘和阮靜秋，他倆一個人在高牆内、一個在農場裡，一個三天兩頭來信詢問近況、一個幾乎音訊全無，除年節以外一點消息也沒有。鄭洞國直到這時才後知後覺，從廖耀湘語氣急迫的文字中察覺到端倪，便常常拍着腦袋說：“我從前怎麼沒發現呢！”
廖耀湘造訪這座四合院則是這年底的事情。特赦制度在此之前已順利實行了兩年，到他這裡已算不上一件值得再上頭版頭條的大新聞，是以他一路都很低調，沒将自己的狀況告知在京的各位親友——直至敲開杜聿明的家門。杜鄭兩人彼時正在屋内對弈，瞧見這位“不速之客”乍然出現在家門口，驚得懵了半晌，差點兒原地跳了起來。
老友重聚本該喜氣洋洋，氣氛卻不似想象中熱烈，反倒彌漫着些局促的氣息。寒暄時他說，與前兩年的慣例一樣，第三批特赦的同學們臨走前也獲得了一些津貼、一身新衣服，一樣暫時在崇内旅館居住以适應外頭的生活，等來年春節前後再去紅星公社報到。杜聿明悄悄打量他，他沒在信裡提過自己這兩年的學習生活，但樣子比之前瘦了許多，棉帽的帽檐壓得很低，鬓角處露出來的一截頭發幾乎已經全白了。他帶了一個點心匣子來，放下禮物後便明顯有些拘束，人站在門邊，兩隻手垂着交握在一起。
鄭洞國有意打圓場：“我和光亭正下棋。你快來，你腦袋比我靈得多，來挫一挫他的銳氣。”
杜聿明則堅持要留他吃飯。廖耀湘沒想給他添麻煩，他此行是帶着問題來的，原打算問完了就立馬動身，隻是到底也沒好意思和老上司硬杠，便在一旁幫襯些簡單的活計。奈何三位将軍的手藝不比用兵打仗，時下又是困難時期，連點葷腥油水也難着，既稱不上“巧婦”，也着實“難為無米之炊”。少頃，三人面前各自多了碗配料簡樸但熱氣騰騰的面條，隻是飯桌上的氣氛好像比之前更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