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三月底，英國倫敦。

初春的夜晚冷得出奇，從泰晤士河上湧起的霧彌漫到城市的街道，裹挾其中的維多利亞火車站終于走出了今晚的最後一批乘客。

出差又碰上火車晚點，斯克内爾疲憊地看着地鐵停運的提示牌，他真想立刻就躺在哪條長椅上睡一覺。

但明天是周一，他可不想讓《時刻報》編輯部一上班，就發現他們的同事因為被凍僵而上了社會新聞版面。

在路邊等了許久，終于，一輛黑色出租車慢悠悠在他的身前停下，他迫不及待拉開車門就要跳進去，但在看到前排時突然停下了動作。

并不是他帶有偏見，雖然這個壯碩司機看起來實在不好惹的樣子。

隻是不知道為什麼，他總有一種預感，要麼上這輛車駛向某種未知，要麼等下一輛吧。

“你到底上不上車？”

就像是上帝要讓他做選擇一樣。

“抱歉，還是算了。”

“滾蛋吧。”

……

1995年，英國倫敦。

和十多年前斯克内爾預想的生活差不多，他現在是《時刻報》的高級編輯，負責過不少新聞，寫過幾本書，毫無波瀾挺過了報業大裁員，很有可能在不久後接手副總編的職位。

遺憾的是，報社在1986年就離開了艦隊街，搬到了沃平，斯克内爾闊别許久後又回到了港口區。

機器替代了人工，科技帶來更多效率，連打字機都被淘汰了。現在去艦隊街可找不到幾家報刊機構，他們在八十年代的末尾一離開，金融業就進駐了那裡。

倫敦還是老樣子，但是手持電話了，電腦了，千禧年……人們現在有那麼多新鮮事可做，更多移民，更多酷兒，更激進也更包容。

去年年底，斯克内爾像往年一樣，一個人度過了四十歲的最後一天，倒不是說他很孤單，就一個中年單身漢來說，他的生活還不值得讓人憐憫，他有喜歡的工作，那麼一點社會地位，許多朋友，關系還算過得去的家人。

但他的确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感到孤獨，雖然他自己不太想把這緣由歸結為——缺少愛情。

生活在倫敦這樣現代的大都市裡，許多人都會有這樣的感受罷了。

五月，倫敦的天氣開始變熱，雨仍然下個不停。

“magical，life is a ball……vogue，vogue”

斯克内爾坐在吧台前，輕哼着音樂，身體小幅度順着節奏搖擺。

有男人過來問他是否要喝上一杯，都被他禮貌拒絕了。

“不好意思，我今天不喝酒。”斯克内爾又一次舉起手中的筆記本對來人示意。

“我也沒想請你。”弗萊迪一下子把兩杯酒都喝光，這讓斯克内爾輕輕皺了下眉。

“我們上次說到哪裡了。”來人撐着身子看着斯克内爾，他三十多歲，形容消瘦，臉上擦了些粉，一種虛假的好氣色浮在的他臉上。

他的病比剛認識時嚴重多了，斯克内爾心裡想。

“我不覺得我們要在這裡開始。”

“哦，當然。”

“還是去老地方。”

“去我家吧，我得喝點醒酒藥，不然誰知道你會寫下什麼胡言亂語來抹黑我們。”

“我猜你沒忘了我也是同性戀的一員。”

弗萊迪哼了一聲表示不認同，斯克内爾聳聳肩，他早就習慣了這人的态度，收拾了紙筆跟在男人的身後。

他和弗萊迪·沃爾什是在志願者中心認識的，他在年初正好有一段空閑時間，便去了那裡為患病的人做些能做的事，也就是在那時認識了沃爾什，一位十多年前就開始發聲的活動家。

在得知他的身份後，沃爾什找上門說他想做一本書，由他自己來講述，關于過去十幾年間發生過的事，而斯克内爾負責記錄和書寫。

斯克内爾一開始拒絕了他的提議，先不說他是否有那種影響力，他現在還是個半藏在櫃子裡的人，一旦寫出這本書，他目前還算滿意的生活不知道會發生什麼變化。

但沃爾什堅持有些事由斯克内爾這樣置身事外的旁觀者來記錄最好不過了。

總之。斯克内爾最後還是答應了沃爾什。

弗萊迪家在老街附近，離斯克内爾很久之前住過的街區不遠，但現在斯克内爾覺得自己和這裡的年輕氛圍有些格格不入。

“你要喝什麼，”弗萊迪一進門就打開冰箱，“我的啤酒又被麥克扔了，隻有飲料。”

“可樂就挺好。”斯克内爾當然沒在期待一杯熱茶。

他把扔過來的汽水炸彈放在一邊，在弗萊迪去找醒酒藥的時候打量這個屋子。

欣賞完那些裸體藝術拼貼後，他很快被一面挂滿照片的牆壁吸引。

這面牆上的相片各異，上面是不同男人的單人照或合照，彩色或黑白，看起來年代跨度很大，沒有規則地挂在牆上。

“我原先還想擺得藝術些，但人一多，後來的就隻能擠在一起。”

弗萊迪來到他的身後，指着兩個緊挨着的相片，“彼得和裡昂，他們互相仇視，結果死在一塊了，我不得不在一天内準備兩場葬禮。”

斯克内爾看着相片裡兩個年輕的面龐，再轉向臨近的照片一一看過去，最後注意力被立在櫃子上的相框吸引，弗萊迪單獨在這幅相片旁放了一些擺件。

“利普玆，我的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