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律師是一位比龍瑪茵高一個職級的年輕男子。龍瑪茵接到他的通知郵件時，下意識地上網搜索了一下他的過往職業經曆。讀完法學院後，他在本地的監管部門工作了五、六年，這才跳槽到銀行來，負責金融犯罪方面的調查工作。

巧合的是，這位調查員和龍瑪茵是大學的前後輩關系，因此龍瑪茵跟他打交道前，有那麼一瞬間，自然而然地感到幾分親切。

然而龍瑪茵很快警醒自己——這可不是拉投資的懇親會，龍瑪茵作為吹哨人的“攻方”，和這位律師作為銀行代表的“防方”，從根本利益上就是相互矛盾的。

哪怕龍瑪茵嘴上的由頭說得再漂亮，在龍瑪茵把有意将銀行的事情曝光到政府面前的那一刻，龍瑪茵就成了所謂的“吹哨人風險”，自動地站到了銀行的“對立面”。

畢竟她作為“銀行人”，本職工作應該是幫助銀行渡過“難關”，解決“危機”，而不是“一五一十”地記錄銀行的過失，讓銀行付出任何“可避免的代價”。

“你反映的情況，包括你提交的證據，我都已經很仔細地看過了。有一件事我想跟你确認一下，這一點對于我對着整個案子的判斷，非常重要。”律師謹慎地開了口。

“我知無不言。”龍瑪茵也十分平靜，她知道自己說的話，将來都有可能成為呈堂證供。事到如今，她沒法從吳索夫和白克薄給她布下的自證陷阱裡走出來，那不如反其道而行之，讓吳索夫也嘗一嘗自證陷阱的滋味？！

“你說投票當天與會的人，一共有二十多個——你平時每次投資委員會都會參加嗎？”律師一遍記筆記，一遍直勾勾地通過攝像頭盯着她。

“不是的，平時需要投票通過注資的投資委員會，在吳索夫這個組，隻有審閱基金的研究員會參加。吳索夫把般若基金報告主筆人任務分配給了他自己，所以他一定會參加；如果吳索夫把般若基金報告分配給金四喜寫，那金四喜就一定會參加。

然而像這次般若基金這種，投了又撤，撤了再投的情況，我從來沒有經手過，所以我特地向吳索夫提出來，希望可以參加，吳索夫也書面同意了——請看我上傳的聊天記錄證據。”龍瑪茵低頭點開證據彙總郵件，念出了聊天記錄的日期和時間。

“好的；還有一件事——我後來發現，雖然投資委員會會議是29号召開，但是投資委員會沒有立刻投票表決，是嗎？”律師翻閱着投票表決的記錄，若有所思。

“是的，29号那天讨論完畢之後，有的基金經理立刻就口頭表示同意注資；還有的人，包括首席投資官，覺得還要再想想，就說過兩天再投票。後來一直拖到了兩周以後，也就是差不多次月12号，般若基金才正式獲得了足夠的票數，在流程上獲得被注資的資格。”龍瑪茵憑着自己的記憶，如實表述。

“也就是說，吳索夫的報告在31号發表，是在投資委員會會議29号開展完畢之後，但在次月12号投票結果揭曉之前，是嗎？”律師步步緊逼：“我是中立的，我并無意給吳索夫開脫或者說話，但你有沒有考慮過，吳索夫就算在29号的會議上沒有聲明風險，他過了兩天改了主意，覺得有風險，然後就改了報告，通知各部門去看？如果是那樣的話，有可能是沃迪主管自己失察，忘記看吳索夫報告，而不是吳索夫沒有盡到通知的義務？”

龍瑪茵無語凝噎，被這個律師的思維震驚到差點說不出話。原來這就是所謂的，邏輯鬼才？

清了清嗓子，龍瑪茵耐下性子，提出了幾個疑點：“首先，我舉報吳索夫渎職失察，撒謊推責的根本，并不是吳索夫是否及時通知了投資委員會般若基金的風險，而是吳索夫書面強調自己在29号當天的會議上通知了風險，事後還用31号的報告去作僞證誤導沃迪主管，讓沃迪主管和我們其他人自我懷疑29号的聽覺和記憶。

如果他是事後改了主意，他完全可以承認自己在29号開會的時候沒覺得有風險，而是深思熟慮後，在31号改了主意所以在報告的結論裡特地标注了風險。

拜托，承認自己改變主意又不是什麼羞恥的事情，真的有這麼難嗎？他為什麼跟沃迪主管争辯的時候，一字不提這個轉變，而是堅持書面聲稱，自己29号就已經在會議上說過了呢？

你是律師，你肯定知道舉證的基本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我主張吳索夫29号沒說任何風險，我證明不了沒發生的事情，既然吳索夫堅稱自己說了，就請他提供證據吧，而不是反複重複自己的，一面之詞。”

律師點了點頭，一邊示意龍瑪茵繼續，一邊在鍵盤上運指如飛。

“第二，你的确是中立的律師，所以不知道我們這個org運行的情況。我們的數據庫在任何用戶發布新報告的時候，都會自動發出通知郵件，告訴大家這個報告已經寫完。誠然，如果一個人很關心一家基金的動向，或許會設置提示或者是親自到郵箱裡去找一找，有沒有什麼最新的信息。但是我們整個org有上百人，忙起來的話，這個數據庫一天給每個人發上百封報告發布的通知郵件，都是有可能的。

那麼，沃迪主管在29号聽到吳索夫說般若基金沒問題的前提下，怎麼可能未蔔先知，破天荒地預測到，兩三天後的吳索夫突然會修改判斷，改判般若基金為高風險，暫緩投資呢？吳索夫為什麼不寫個郵件給所有投資委員會的人打個招呼，告訴他們，自己的報告結論要180度大轉彎了？

打個比方，你家用的WI-FI網絡，每天都正常供應，運營商也跟你說沒問題，你就在家正常上網；如果沒有任何負面消息或網絡卡頓，你會突然打電話給運營商，去咨詢今天網絡信号怎麼樣嗎？”說到這裡，龍瑪茵覺得律師之前假設的邏輯十分可笑，便又提出一個緻命的第三點，作為回答這個問題的收官答案：

“吳索夫和金四喜這幾年，為了保證自己的飯碗穩固，特地用非常低劣的效率完成自己手頭的工作，甚至非常直白地告訴我，寫得越慢，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就越大，銀行就越不可能裁員裁掉他們。在這種心态的驅使之下，吳索夫和金四喜不斷地積壓大量未完成的報告。你可知道，原本内部規定的截止日期，是90天！也就是說，每和一個基金開一場會，我們原本應該在90天内完成相關的會議紀要和報告，因為90天已經非常長了，長到足以讓一個基金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甚至關門大吉。

然而事到如今，吳索夫和金四喜手上最老的報告，遠在24個月之前就該完成了！可他們硬是拖到今天，都沒有完成。你知道嗎，24個月之前的那些會議，是新納入投資組合的全新基金，跟般若基金一樣，也是需要投票才能注資！”龍瑪茵爆出“24個月未完成”的一瞬間，她捕捉到屏幕上律師的瞳孔明顯放大。

“你是說，有的基金雖然走完了投票流程，研究報告卻一直沒寫嗎？”律師似乎開始跟上龍瑪茵的節奏了。

“正是如此。沒有報告，就沒有證據證明我們這個組對基金風險的判斷。試問，如果按照你的邏輯，發布報告的那一瞬間，主筆人有權對報告的結論進行修改，而讀者才是有義務追蹤報告變化，發現結論更新的那一方，那麼請問，24個月過去了，那些基金都已經被注資一年多了，現在再發布報告說他們危險重重，不該注資，按照你的邏輯，這難道還是沃迪主管，甚至是我們其餘這些讀者的罪過？

我們每個人出于基本工作需求，每天要閱讀的材料就有可能高達百頁，難道還要為了吳索夫和金四喜的無能，連續追蹤關注一個拖延成疾的基金初始報告24個月，來确保吳索夫和金四喜有沒有後知後覺，改變心意嗎？

這種遲來24個月的所謂“警示”，還有任何‘未雨綢缪’的意義嗎？如果這些基金真的出了事，暴雷了，客戶提起訴訟，指控銀行渎職，請問我們該給客戶看什麼？看我們遲交兩年的報告上寫着‘重大風險’，但是兩年前的投資委員會投票決議，全票通過，立刻注資嗎？”

律師默默無言，呼吸都加重了幾分。雙手的手指交叉着，蓋住自己的鼻子，律師思索了片刻，終于回應了龍瑪茵：“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這肯定是不行的。遲交24個月，這個報告還有什麼寫的意義？滄海桑田，隻是為了走過場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