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岩說得對——“不要太把老師的話當真”，我終于開始慢慢理解這句話了。

自從“河邊事件”之後，老師和家長對我的關注明顯減少了。學校不再單獨把我叫去談話，班會上的“敲打警告”也沒有了；家裡也不再追問我是否“早戀”，甚至連暑假的旅行安排都照舊進行，仿佛一切都恢複了平靜。

可這種“被放過”的輕松感并沒有到來，反而讓我感到一種詭異的空蕩。他們不再提起，不再追問，不再審視——但我卻像是被判了“靜默觀察期”，被悄悄放逐到了一個沒有聲音的角落。原來，被徹底放棄關注，比被嚴加管束更讓人心慌。

我已經失去了閱讀小說的興趣，他也不再需要替我放哨。看到我心不在焉的模樣，他估計也不敢再指望我的“執勤能力”。他打瞌睡的次數明顯減少，而我們之間，也悄悄維持着一段小心翼翼的距離。那個“秘密同盟”，仿佛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有時候，我甚至想，既然“早戀”的标簽已經貼上了，不如就真的做點什麼。比如——寫張紙條給桑岩。可當我攤開紙，拿起筆，腦海卻瞬間空白。寫什麼？“謝謝你”？“對不起”？還是“你為什麼不再看我一眼”？每一句都在心頭盤旋，卻怎麼也寫不出口。

一張、兩張、三張……紙一張張地被撕掉、揉起、丢進廢紙簍。最後，桌面上空無一物，而我，心裡卻越發堵得慌。原來，最難寫下的，從來都不是作文裡的“抒情段”，而是那些真正想對一個人說的話。

“算了。”我輕聲說。但我知道，這兩個字說得再輕巧，心底那點悸動和不甘，并不會真的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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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的文理分班，是每個學生都必須面對的一道關卡。理科意味着選擇更多，但壓力也大；文科相對輕松，卻在錄取中競争激烈。

我原本還在猶豫，還沒真正做出選擇，可潘老師已經“先下手為強”。

那天晚飯後，我剛收拾完作業，爸媽便一左一右把我叫住。

“雲翼，潘老師找我們談了談，”我媽語氣輕快，“她說你物理成績一般，建議你轉文科，會發揮得更好。”

我愣了一下：“可我還沒決定……”

“你覺得你學理科有優勢嗎？”我爸看着我，“文科适合你。”

“可我并不排斥理科……”

“你語文和英語都不錯，曆史地理學得也紮實，學文将來可以學金融、學管理……女生做這些工作更合适。”

“……更适合女生。”

這五個字，就像一根細細的繩索，輕輕纏繞，卻牢牢鎖住了我的反駁。我不是不可以接受文科，我隻是——讨厭被替我做決定。

我低下頭，沒有再争辯。潘老師一旦插手，就意味着我幾乎沒有餘地。我知道，她是想借着分班，把我和桑岩“順理成章”地分開。而她也就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而我，從頭到尾，不過就是那個被貼上“自私”“叛逆”“破壞集體榮譽”“早戀”标簽的學生——沒有人問過我願不願意參加比賽，也沒人關心我對自己未來的設想，連一次真正開口解釋“我和桑岩其實什麼都沒有”的機會，都沒有。

我忽然想到《包法利夫人》裡的艾瑪，她厭倦了丈夫、家庭和那個小鎮，拼命想逃出命運設下的牢籠，最終走上了毀滅的極端。雖然我不會像她那樣走到盡頭，但那份“被決定”的窒息，我太懂了。

我必須做點什麼，不是為了反抗文科，而是為了告訴他們——我還有選擇自己人生的權利，哪怕隻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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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周末，我獨自走進了一家理發店。

鏡子裡的我，長發及腰，天然的大波浪像沉重的藤蔓搭在肩頭。

“剪成什麼樣？”理發師笑着問。

我指着牆上的一張海報，是一個利落幹淨的短發。 “剪這個。”

“确定嗎？剪這麼短你可能會不太習慣哦。”

“剪吧。”

我的聲音平靜得驚人，仿佛那個決定在我心裡已經醞釀許久。

剪刀落下，“咔哒”一聲，第一縷發絲應聲而落。那一刻，我竟有些快意。仿佛那些随着發梢落地的，不隻是頭發，還有我這些年被安排、被服從、被期待的種種模樣。

鏡子裡的我，大眼睛更清晰了，顴骨的線條也更加分明。可最鮮明的，還是眼底那一抹沒有被時間和現實削平的倔強與不服氣。

哪怕隻是一個發型，我也想握住這唯一屬于我的主動權。

就像張愛玲寫的那句：“女人剪發，是在向命運妥協時的一種表面反抗。”

我或許無法改變文理分班，無法改變父母的決定，無法澄清那些圍繞我和桑岩的早戀傳聞……

但至少，這一剪，是我自己說了算。

我不是在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