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常用煙點更高的植物油炸糍粑，不過在湖南、江西等地，仍保留着用豬油炸的傳統。

炸好的糍粑外脆内軟，淋上糖醬、撒滿黃豆粉，便是她前世在湘菜館、火鍋店必點的小吃。若将軟糯的糍粑塊鋪在紅豆沙、綠豆沙或鮮奶上，再配上水果、堅果碎與糖漿，更是色彩缤紛、口感豐富，既美觀又飽腹感極強。

她打算先在東京城推廣糍粑，讓普通百姓熟悉其食用方式，再逐步輻射到京城十萬禁軍，減少士兵對新食物的抵觸，為日後将糍粑納入軍糧體系打下基礎。這與她推廣酸奶、黃油制品的思路如出一轍 —— 不能直接強調營養價值或否定傳統中原飲食觀念，而需從 “美味可口、造型精美，符合東京城作為都城的飲食風尚” 入手。

縱觀曆史，中國的技術停滞并非源于智力缺陷，而是文化心态制約所緻，也就是中原文明長期存在的“自我崇高”傾向。中國雖最早發明火藥，但長期将其用于節慶煙火與低效火器，士大夫階層普遍視火器為“奇技淫巧”，以“祖宗之法不可變”為由的抵制，導緻軍事革新滞後。

水力鼓風（水排）、水力紡車（水轉大紡車）在宋代已成熟，但主要用于農業與手工業，始終停留于小規模應用，未能像荷蘭那樣發展出風車群與排水造陸系統。但是早在元代《南村辍耕錄》中，就記載民間工匠曾嘗試以水力驅動風箱助燃，類似早期蒸汽機原理，但因缺乏理論支持與官方資助，未能突破實驗階段。

中原士大夫素将遊牧民族的乳酪、奶茶視作 “腥膻之物”。《齊民要術》雖記載制酪之法，卻僅限于宮廷對異域美食的獵奇。上行下效之下，普通漢人亦抵觸這些 “蠻夷之物”，緻使乳制品加工技術長期被邊緣化。反觀元軍騎兵，憑乳酪與奶粉得以橫行歐亞，而中原地區仍以粟米為主，這種自漢代起便是主要軍糧的作物，千年來竟未獲實質性革新。

廣西、貴州等地的糯米糍粑，被中原士人斥為 “蠻夷粗食”。南宋刊行的《嶺外代答》便稱其 “黏膩不堪登大雅之堂”。反觀江南稻米文化，經江浙士大夫的推崇，成功跻身 “雅食” 之列。西南糍粑因缺乏文化話語權，朝中又無出身于該地區的士大夫為之背書，始終被主流飲食文化排斥在外。

因此，她面臨的最大難題，并非憑空創造新物，這些東西在當世早有雛形，而是如何打破中原農耕文明根深蒂固的文化傲慢。

以糍粑作行軍糧并非她的異想天開。她爹若想在供備庫副使任上更進一步，需拿出實實在在的業績，而她早已在琢磨，如何讓糍粑成為幾年後狄青征讨侬智高時的合用軍糧。

作為高碳水化合物食品，糯米糍粑消化後能迅速轉化為葡萄糖，其支鍊澱粉結構更易分解，可快速補充體力，尤其适合大戰前或高強度急行軍時的能量供給。

早在明代，貴州土司軍隊便将糍粑與炒米、鹽巴混合壓制，加入少量茶油以延長保質期、提升口感與熱量密度，制成便于攜帶的 “行軍糧”。太平軍行軍時亦攜帶 “火烤糍粑”，将糍粑切片後炭火烤至外焦内軟，既方便短期儲存，又可在途中即食。

反觀當下主流的行軍糧，曬幹的熟粟米，雖富含 B 族維生素與鐵元素，能緩解長途行軍引發的貧血，且耐儲存，但升糖慢、消化慢，難以滿足高強度作戰的即時能量需求，更适合作為長期行軍或圍困等惡劣條件下的應急糧。長期單一食用，還易導緻夜盲症高發。

後世 “小米加步槍” 的選擇，正是由于當時國民黨奉行 “經濟絞殺” 政策，迫使我方被困在山區根據地，陷入 “困死餓死” 的絕境，才不得不因陋就簡。

反觀金軍乃至後來的元軍，其 “乳酪 + 奶粉 + 風幹肉” 的輕便高熱量補給模式，完美适配運動戰。打赢即撤、搶完即走，無需生火埋鍋，馬背上就能邊跑邊進食，機動性極強，令宋軍難以追擊。而宋軍過度依賴靜态防禦與綿長的後勤補給線，既無法解決機動部隊的糧草即時供應問題，又因辎重拖累導緻行動遲緩：發現敵軍蹤迹時，糧草難以及時跟進；若攜帶大批糧草，則因行軍速度過慢屢屢錯失戰機。這一後勤困境，在明朝對抗蒙古、女真時也反複上演。

這就像出門旅遊，長輩非要你帶上電飯煲裡的米飯、保溫盒中的青椒炒肉、一袋子現煮茶葉蛋，還有洗淨的西紅柿和黃瓜。

結果還沒到目的地，就被催着吃掉仨雞蛋、倆西紅柿、兩根黃瓜，長輩還嫌保溫盒占地方：“這些東西怎麼這麼沉？” 最後隻能你負重前行，拖着行李寸步難行，遊玩興緻全消。所以聰明的做法是，下次隻帶兩包餅幹、即沖奶茶和一袋豬肉脯。輕便易攜，既能減負重，又能保障能量供給。

因此，她計劃改良糍粑：将糯米混合大米制成糍粑，再與炒豆、鹽、糖混合壓制。冬季低溫環境下，幹燥的糍粑不易變質，寒冷能抑制蟲蛀黴變，隻需配備火源加熱即可食用。若再搭配無需加熱的奶粉與奶酪，便可同時滿足常規行軍與快速機動部隊的補給需求。

低溫環境裡，多麼适合北伐啊！光是想想就讓人熱血沸騰。

放心吧，我迷人的嶽将軍，我會為你提前準備好高熱量、便攜且食用方便的行軍糧，保證你未來能直搗黃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