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領導剛想繼續發作，就發現梁副局長在旁拉了一下他的衣服，于是便忍氣吞聲下來。

“鄭…思…龍，難道說錯你啦？！殺了人，你還有理了？！…你以為這裡是香港啊？能由得你胡來嗎？！…還有，你父親，一個軍統特務…還…還什麼…為了國家民族，九死一生？呵呵呵…知道什麼叫大言不慚，笑掉大牙嗎？！…你倒說說，你父親為了國家為了民族，到底做了什麼好事？！”

“嘿嘿嘿…你們不要用這種方式來激我，我都做好準備了，不怕你們用老虎凳、辣椒水”

“哈哈哈…這就是你對大陸的認識？你以為都象國民黨那樣慘無人道，沒有人性？放心吧，你不講，我們絕不會刑訊逼供的，也不會餓你、困你、折磨你的。我們有的是時間和耐心。”

一陣短暫的沉默之後，鄭思龍的情緒似乎發生了變化，隻聽他喃喃說到：

“其實，自一進來，我就想将一些事情說清楚，無奈，你們之前派來審我的人，都是些什麼人啊？蝦兵蝦将的，根本不夠資格聽”

“怎麼樣？要我們用八擡大轎來擡着你？還是要象供菩薩一樣供着你啊？真是給臉不要臉，越說越得勁了！”，局領導憤怒地回嗆到，

“這位長官，你不要誤會，也不要這麼激動。我想說的，不是我自己怎麼樣，而是我講的事情怎麼樣，他們是不夠資格聽的”

局領導一聽，内心微微一怔，便轉頭與梁副局長小聲商量。

鄭思龍見兩人在嘀嘀咕咕，又進一步補充說到：“我也不怕跟你們說實話，為了找那個小盒子，我殺了人，有點不折手段了，我知道，就是老天爺也不會放過我，所以今天被你們抓了，我一不怨天，二不怨地，更不怨人，這是因果報應，咎由自取，我無怨無悔，認了！這樣也算對我豆有了交代了，隻不過是有點遺憾罷了”

“遺憾？什麼遺憾？”

鄭思龍并未接過話題，而是說到：

“嘿嘿嘿…你們倆應該是局級幹部吧？特别是這位不穿警服的，你應該是搞情報工作這方面的吧？”

他見兩人緘默不語，頓時似乎有點如釋重負，欣慰地說到：“我今天其實很高興，一方面終于等來了夠資格聽我講故事的人，另一方面也得知了小盒子的具體下落，所以，我決定在被你們槍斃前，還是将事情的原委和盤托出，不想将秘密帶到墳墓裡去，我怕…到了陰曹地府，見到我老豆，被他臭罵。好了，你們就問吧。”

梁副局長似乎被他的态度感動了似的，用溫和的口氣問到：“需要給你倒杯水嗎？”

“好的，謝謝！”

局領導立即轉頭看了一眼站在一旁警戒的小杜，小杜見狀，頓時心領神會，迅速出去倒水了。

就在小杜還沒回來之際，鄭思龍又說到：“我相信，有些事情，你們應該掌握了一些，但大部分的秘密，你們可能從未聽說過，所以，我希望，在我講之前，請剛才出去的那位小警察不要在這裡，因為他還不夠格聽”

局領導猜想這家夥下面要講的内容，可能會涉及到國民黨情治系統方面的機密，于是轉過頭去，對梁副局長低聲說到，“我要不要也回避一下？”，被一口否決了。

鄭思龍見小杜警察放下水杯，被指示出門後，這才正式開了口：

“…全面抗戰那年，也就是1936年12月，原先在33年1月從北京轉運到上海的故宮文物，在國民政府行政院要求下，又用專列運到了南京，存放在朝天宮。當時，我父親效力于軍統，此前隐身在故宮博物院的警衛部門，主要是為了暗地監督“清室善後委員會”工作的，後來發生了易培基案件，我父親受命進行秘密調查。你們知道易培基案件嗎？“

見兩人未回應，于是又自言自語到：

“易培基，是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後，故宮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長，當時張繼這個人，一位國民黨的元老，最初也想做院長，但沒有成功，隻做了一名常務委員，并且排在最後，心裡就有點不舒服，後來，故宮的領導職能發生了變化，由委員制改轉為院長制，院長由國民政府行政院任命，副院長以及下屬各科負責人，則由院長直接提名任命。易培基繼續擔任院長，他将一直跟随他的馬衡，擢拔為副院長，本來這副院長一職，是内定給張繼的，但張繼最後卻落空了，隻做了文獻館的館長，這令他更是不滿。此時，恰逢倭寇侵華日夜加劇，山海關失守，北平面臨着即将淪陷的危險，易培基審時度勢，當機立斷提出了要将故宮的文物南遷，張繼表示強烈反對，後來在得知南遷計劃已得到行政院正式批準，并有六萬元的預算遷移費用，于是就打着‘文物遷移存放在上海法租界内，是一種國恥’的幌子，要求文物遷往西安，由他來具體負責，但被易培基否決了，這一下，終于激怒了張繼和他老婆崔…崔振華。

崔振華這個女人，真是不簡單，是個華僑，曾出錢資助過辛亥革命，在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時，還專門跑到廣州，找孫先生大吵了一架，最後如願以償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這次見張繼沒有撈到遷移經費的分配權，就開始挑事吵鬧，先是利用自己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到故宮設在神武門的辦事處大吵大鬧，撒潑打滾，後來利用與當時任行政院院長汪精衛的關系，聯手南京最高法院檢察長鄭烈等人，惡意捏造構陷易培基院長侵占故宮古物，一時鬧的滿城風雨，故宮無法正常工作。由于這一事件影響很大，當時中央監察委員會、行政院、司法部都介入調查，我父親也受戴局長密令進行秘密調查，後來還受命跟蹤過國民黨三元老，吳稚晖、張靜江和李石他們三人”，

“為什麼要跟蹤這三個人啊”，梁副局長不解地問到，

“他們三人，為了易培基的冤案，專程跑到四川、重慶，找蔣先生去伸冤說情”

“噢…繼續說”

“就在文物正式南遷的前一天，我父親突然收到了軍統北平站傳過來的一份緊急情報，稱日本人預謀在南遷專列路過的天津段附近引爆炸藥，意圖阻止文物南遷，然後嫁禍于人，并借機在輿論界掀起軒然大波，迫使遷移計劃全面終止。我父親見狀，立即通過匿名的方式，将該份情報傳遞給了馬衡先生，馬先生當時是負責文物遷移的總指揮，應該說，這份情報還是及時起到了作用。當然，馬先生也有可能從其他途徑得到了這個情報。第二天，馬先生在北平火車站送行專列時，特地将當時負責第一批文物南遷的吳瀛先生叫到一邊，秘密囑咐他，專列開出後，中途要改道，避開天津站，轉平漢線南行。後來，專列正是按這個路線南行的，一路上安全無恙。我之所以要講這些，就是想說，我父親還是為國家做了點事的，并不是這位領導口中的那種十惡不赦之人。”

局領導頓時“嗬嗬”幹笑了兩聲。

“領導，你也不要不信！有時間，完全可以去查一查，看看我說的這些是不是真的？專列後來是不是改道了？還有一件事，你也可以順便查一下。當時有個叫周肇祥的人，此人曾是民國政府“清室善後委員會”的委員，曾負責管理過故宮，後來在故宮博物院成立後，退出了故宮。就是這麼個人，在得知故宮文物要南遷消息後，受張繼和日本間諜的誘導蠱惑，專門成立了一個‘北平民衆保護古物協會’，自認主席，設在□□，就是現在你們大陸領導人辦公居住的地方，然後公開通電全國，反對故宮文物南遷。不僅如此，這家夥還組織了一幫人，在故宮太和門前遊行集會，散發傳單，發表煽動性的演講，想阻止故宮文物外運，後來，我父親将此事及時通報給了軍統北平站，這不，第二天，我父親的兩位同仁，穿着警察服裝，來到了周肇祥家中，二話不說，上去就是兩個耳光，然後将這家夥拷了起來，拖上車，關進了大牢。這樣一來，原先那幫鬧事阻止的烏合之衆，一下子樹倒猴孫散了，後來的文物外遷，就變得非常暢順了，再也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和麻煩了。”

“後來呢？”

“後來，到了37年7月，盧溝橋戰事爆發，南苑又失守，我父親這才暫停了秘密調查工作，随着故宮最後一批南遷文物來到了南京，留在朝天宮從事古物的保衛工作。他到了南京首都的第三天，突然接到了命令，并被蒙面帶到了軍統總部旁邊的一個秘密處所，也就是前幾天我曾去過的三元巷洪公祠對面的那條巷子。在那裡，我父親平生第一次見到了戴笠局長，受到了戴先生的表揚。我父親當時向他詳細陳情了易培基一案的始末，以及文物南遷過程中所發生的一些情況。

再後來，過了大約半年時間，上海淞滬之戰打響了，國民政府感到首都南京已不再安全了，決定安排故宮文物西遷。當時，西遷的路線分為三路，北路、中路和南路，北路和南路為陸路火車運輸，中路為通過長江船運，我父親當時被分配在中路，要跟船西行。就在這年的十一月，國民政府将首都正式遷到了重慶，我父親此時還留在南京，沒日沒夜地參與搶運文物，先後一共運出了一萬多箱，但令他萬分痛心的是，剩下的将近三萬箱的文物，最後還是沒有來得及運出去。我父親直到去世前，還一直在念叨此事，說這三萬箱文物，都是康熙、乾隆時期的西洋貢品、清宮玉牒和内務府檔案等，之所以沒來得及運出去，主要是由于英國佬膽小怕死造成的。本來已跟英國的太古洋行約好的，可是到了12月…？…12月3号，他們的船長臨時變卦，死活不肯将船靠上下關碼頭，導緻這批古物，最後又被拉回到朝天宮存放，沒過幾天，也就是12月13日，首都正式失守了。聽說後來小日本曾想将這批文物運到日本去，臨時這些文物移到了北極閣、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和東方中學四個地方封存，還好，45年日本人投降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時，這些文物大部分還在。”

“暫時不說這些，還是說回你父親吧”，梁副局長見他說的有點走樣，便打斷了他的供述。

“我父親當時是跟着中路的船運這一路，文物通過長江運到漢口後，稍作了停留，就又到了宜昌，在這裡，換上了民生公司的船，就這樣，逆水行舟，一直到了第二年的5月份，才到了陪都重慶，這一路上，我父親他們可是吃盡了苦頭。到了重慶之後，我父親就收到命令，沒有再跟着文物去四川的樂山、安谷了，而是留在了重慶警備司令部。

再後來…大概是41年，不對，是重慶大轟炸後的第二年，43年，這一年的3月17日，我父親接到了軍統局的命令，一大早就來到了位于歌樂山的軍統臨時辦公總部，第二次正式見到了戴先生。”

鄭思龍停了下來，提出能否給他再續一杯水。局領導迅即起身，很快從外面拿了一杯水進來，擺在了他的面前。

鄭思龍端起水杯，聽到鐵門“咔嚓”一聲，知道已關閉，喝了一大口水，便放了下來，繼續講到：

“戴老闆這一次親自召見我父親，是有特殊原因的。就在國民政府将首都遷到來重慶不久，戴老闆就忽然收到了四川青城山的一位道士送來的一本古書。這本古書的名字，叫…叫…《懷陵流寇始終錄》，是個古籍抄本。戴笠當時并沒有在意，随手翻了一下，就扔在辦公桌上一角。某一天，小日本飛機又來重慶轟炸，他在躲進防空洞時，順手就将這本古書帶了進去，這才發現該本書作者的姓名與自己雷同，也交戴笠，是位明末的史學家，因此産生了一點興趣，後來，他花了點時間，細細閱讀了一下，這才發現其中所載之内容，竟然是明末李自成是如何攻入紫禁城，稱皇登基，如何掠走衆多财寶，後來敗退京城，一路攜寶，輾轉陝西，河南，最後在湖北九宮山全軍覆沒的。而令他感到非常驚奇的是，這本書中，還夾着一張紙條，上面工整地寫着一行字”

講到此，鄭思龍故意停頓了一下，見兩位審訊人員并未表現出急切之狀，于是繼續說到：

“一共十六個字，‘荊楚之石，鶴鳴角亢，率循大卞，天下燮和’。這十六個字，頓時引起了戴老闆的注意，也終于明白了道士的一番苦心。

據我父親說，戴老闆雖然已大概猜到這十六字的含義，但為了慎重起見，他還是私下向當時的國學大師傅斯年老先生請教，就是那個…那個敢在蔣先生面前跷起二郎腿說話的老先生…，這位老先生，據稱在國共重慶談判時，還向貴黨領袖索要過一首詩…嘿嘿嘿…後來又向錢穆、劉文典、陳寅恪等幾位國學大師請教過，最後才真正确定這十六個字的真正意思，原來裡面大有乾坤，深藏玄機。于是就乾綱獨斷，秘密成立了一個特别行動小組，一共五人，我父親就是其中一員，去追尋遺失多年的秦皇傳國玉玺，寄望能借此神力，振奮人心，救中華于危亡。後來，抗戰勝利剛結束，這事就給蔣先生得知了，引起了蔣先生的極度不滿，認為戴老闆權勢熏天、目中無人，不忠誠，有不軌之心，于是放話要裁撤軍統。

46年3月12日，我父親他們收到了戴老闆的緊急返甯密電，于是便日夜兼程往南京趕。誰知，當他們五人3月16日下午剛到達南京郊區，就突然遭到一股人襲擊，兩位同事當場被打死，我父親他們三人被打散了。我父親算是命大，當時大雨滂沱，山路崎岖，并且又是晚上，伸手不見五指，就在他感到絕望之際，忽然看到遠處有一盞高高的明燈在閃亮，以為是天上神靈護佑，便向着燈光一路摸索過去。當他走到一處破房子裡，感覺到氣氛有點不對，于是就将身上的小本子、通行證和報紙，用個牛皮袋裝着，埋在了離旗杆大約有兩庹的正南方向地下。第二天，大雨過後，他出去找食物時，就被當地的保安團抓了，後來被直接關到了南京軍統總部。

由于我父親執行的是秘密任務，隻向戴老闆一人負責，所以雖遭一番嚴刑拷打，但沒有絲毫松口招供，後來就被扔在關押室裡，一直無人過問。真是好人有好報，我父親就是這樣運氣非常好的人，福大命大，沒想到，一天晚上軍統大樓突然大火，他找了個機會就逃了出來，第二天，才從報紙上知道，為什麼沒有人來繼續審他，而是因為自己被抓後的第二天，戴老闆的飛機在飛往南京途中，在大雨中摔到了戴山之中，無論是軍統還是中統，都無暇顧及了。我父親看到這個消息後，感到非常震驚，他深知這是萬萬不可能的事，裡面一定有一個巨大的陰謀，并且很有可能與他們這次行動所調查的秦皇傳國玉玺有關，于是連夜改頭換面，逃亡外地，一路裝成乞丐，逃到了香港九龍，藏到了一個民國政府和香港政府兩不管的地方，也就是九龍寨，估計你們應該知道這個地方。嘿嘿嘿…不過，我還是要說一下的是，戴老闆墜機之事，是否與蔣先生有關，我父親并不清楚，但心中一直有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