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傳玉玺？”，吳影教授的一席話，頓時激起了範清婉極大的興緻，剛才還有點忸怩羞澀之樣，瞬息間就換成了一種職業性的專注神态。

“是的。哈哈哈…這事應該發生在公元352年，謝尚當時任安西将軍，為東晉軍隊的前鋒，在率軍北伐途中，從北魏大将蔣幹手中，智取了北魏平帝冉闵一直珍藏的秦傳玉玺，并連夜派三百騎兵快馬加鞭送到了位于建康的東晉首都晉穆帝。這一件事，在中國曆史上可是一件極為重大的事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你們應該知道，作為君權神授最有力憑證的傳國玉玺，自秦始皇命李斯雕刻而成後，曆經了衆多朝代的更疊，卻一直都保留在北方或中原地帶，從未來到過南方，所以說，謝尚這次将傳國玉玺送到建康，是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王朝曆史的進程，其後傳國玉玺就一直深藏在南朝的皇家深宮之中，直到梁武帝去世。”

楊之江看了看範清婉，怯聲聲地插話到：“吳教授，據學生所知，這枚傳國玉玺…好像後來還是回到了北方”

“呵呵呵…史學界确實有這種說法或觀點。但…如果我們潛心考研一下傳國玉玺的傳承路徑，就會發現…到了南朝梁代，梁武帝箫衍死後，文獻史料對傳國玉玺去向的記載，就開始變得模糊不清了，并出現了明顯的分歧，真假傳國玉玺也随之出現了”

範清婉插話到：“是哦！我以前曾看過一篇論文，其中就講到，隋朝統一天下時，楊堅從北周宇文邕和南朝陳叔寶手中，分别獲得了一方傳國玉玺，并收入隋宮，後來這兩枚玉玺，都歸了唐太宗李世民，但經過鑒定，發現都是仿冒的。為此，唐太宗還在貞觀十六年，命人制作了一枚‘受命玺’，并在上面刻了‘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八個字，以作代替傳國玉玺。再後來，朱溫篡權，他得到的就是這枚‘受命玺’，後唐時期的李從珂，從洛陽城玄武樓跳入火中時，抱着的也是這枚‘受命玺’，而不是真正的秦皇傳國玉玺。”

”呵呵呵…确實如此。有學者曾專門研究過‘李從珂抱玉玺跳入火中被焚毀’之說，最後結論，就是荒誕不羁。因為他發現，玉石的燃點高達一千多度，而人的骨頭燃點隻有幾百度，而有關曆史文獻中卻提到，石敬瑭的士兵在大火過後，卻從灰燼中找到了李從珂的屍骨，并将其安葬了，反而沒有從中找到其最想要的傳國玉玺，因此，所謂的被大火燒融了，實在有點說不通。于是乎，大家又将追尋的目光，紛紛回歸到梁武帝執政到侯景之亂這段時期，并逐漸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觀點和想法。”

“哪兩種啊？”

“第一種，就是侯景之亂時，傳國玉玺被侯景手下一個叫趙思賢的人，從梁宮裡偷走的，此人逃到廣陵後，又被一個叫郭元建的人搶走，最後被獻給了北齊朝廷。這就是楊之江剛才所提到的回歸北方之說法；第二種，就是在侯景叛軍攻陷梁宮之時，侯景手下一名叫侯子鑒的人，趁亂将傳國玉玺從宮中帶出，抛到了南京栖霞寺的一個枯井裡，後被寺中僧人發現并撈出，最後獻給了後來的南朝皇帝陳霸先。呵呵呵…近年來，史學界忽然出現了第三種說法，而且傳得越來越熱鬧”

“還有第三種說法？”

‘’這第三種說法，就是源于一位明代的學者。此人在研究南朝名門望族陳留郡家族史時，忽然發現一件神秘且令他心生疑慮的事，那就是，秦皇傳國玉玺，是謝氏的祖先，東晉時期的安西将軍謝尚，從北魏手中得到，并送到位于南方建康城的東晉帝王的，可秦皇傳國玉玺最後的神秘失蹤，似乎也是他們謝氏後人所為，因而有了所謂的‘得之謝氏，失之謝氏’之說。”

“失蹤也與謝氏有關？”，範清婉驚訝地看了一眼楊之江，

“這位明代學者，所指的謝氏後人，就是梁武帝時期的謝徵。”

“謝徵？”，楊之江從未聽說過此人，

“謝徵此人，在梁武帝時，擔任中書舍人，是皇帝的近臣，負責皇帝诏令的起草，參與皇室機密事務，負責保管皇帝印章、寶玺，以及那秦皇傳國玉玺。這位學者認為，傳國玉玺應該就是在謝徵擔任中書舍人期間失蹤的，而不是在後來的侯景之亂，并且這一失蹤，與當時的茅山道士陶弘景有着莫大的關系”

“啊？不會吧？…這…這觀點，也太過于離奇牽強了吧？竟然跟上清派茅山宗祖陶弘景有關？…簡直有點逆天了…嘻嘻嘻…吳教授，這位明代學者可有什麼理據？”，範清婉驚訝并不解地問到，

“呵呵呵…當然有了，理由有三。第一，陶弘景與謝徵，一個是山野道士，方外之人，一個是朝堂重臣，世俗之人，本屬于兩個不同世界的人，并且兩人在年齡上還相差44歲，但令人吃驚的的是，兩人之間的關系卻十分緊密，據有關文獻記載，兩人是情同手足，書信頻繁，如此親密的關系，極不符合常理，而更令人感到更為詭異的是，兩人竟然是在同一年，也就是公元536年，前後沒隔幾天就去世了，時年，謝徵37歲，陶弘景為81歲。

第二，也是學者最用心着力的一點，他認為，一直深藏在梁宮裡的傳國玉玺，最後是被陶弘景與謝徵裡應外合偷走的。唐代詩人李商隐曾在《齊宮詞》這首詩中，就隐晦地提及了此事。所謂‘梁台歌管三更罷，猶自風搖九子鈴’，講的就是這件偷盜之事，大意是：

在一個歌舞狂歡的夜晚，傳國玉玺被人從梁武帝的皇宮中悄無聲息地偷走時，曾驚動了宮殿飛檐上的九子神鈴。神鈴發出了警示聲響，可惜所有人當時都處在醉生夢死之中，以為那是風吹的原因。“

“九子神鈴？”，楊之江好奇到，

“傳說中，這是一種非常有靈性的鈴铛。據文獻中記載，這九子鈴铛上面設有九條金龍，每條金龍都口銜着一隻金鈴，能溝通天地人鬼兩重世界。呵呵呵…”

吳教授剛解釋完，便猛地深深歎息了一聲，然後又若有所思地低聲說到：

“我剛才提過的那個“三诏不起”的柳識，其實，對傳國玉玺的被盜失蹤之事，也高度懷疑過陶弘景。他在隐居茅山期間，曾應茅山道長邀請，寫了一篇名為《茅山白鶴廟記》，在文中就提到‘斯乃虛而有象，運而無形。蓋顯為皇王師範，道之形器也’，其中的 ‘皇王師範，道之形器’，指的就是傳國玉玺，柳識為此感慨到：‘世之賢士，高位濟俗，乃無意于車輿；道之真仙，孕元育化，甯有意于雲鶴？’，明顯在暗指陶弘景，并帶有責問之意。呵呵呵…也正因為此，後來元代的茅山道士劉大彬，在編撰《茅山志》時，竟然對柳識的這篇名聞遐迩的廟記，以及柳識何時來茅山隐居，為何來茅山而不去當時道家雲集的嵩山，以及是否死于茅山等情況，都隻字未記，呵呵呵…有意思吧？”

吳教授看着範楊兩人一副專心聽講的樣子，欣然說到：“我再跟你們聊一下柳識這個人的身世背景，你們也許會更明白些”

範清婉和楊之江神情嚴肅地望着吳教授，皆緘默不語，

“柳識這個人雖是唐代中期之人，可他的祖上卻是南朝梁武帝時期擔任左仆射的柳惔，左仆射，相當于宰相，柳識是柳惔的六世孫。柳惔此人，與當時号稱‘山中宰相’的陶弘景，為同朝之人，對陶弘景的熟悉程度比絕大多數人都要全面深刻。再加上柳識自己，在唐朝的朝廷中擔任過左拾遺、屯田郎中以及集賢殿學士等職，特别集賢殿學士一職，就是掌管唐朝國家圖書經籍的官員，‘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隐滞，則旨以求之’，因此柳識對梁代陶弘景的認識，以及相關叙事等，應該要比一般人更為可靠，更具有準确性和說服力。”

吳教授一講完，便忽然笑了起來，須臾之後，用一種戲谑的語氣說到：

“你們兩個可要注意哦，我說了這麼多，實際上講的是證人證詞。下面，我再講講傳國玉玺失蹤為何與陶弘景有關的理由，你們倆仔細聽聽，這些理由能不能站得住腳？

理由一：梁武帝建國之初，陶弘景用圖谶方式為其定國号為“梁”，實際上是為梁武帝的治國理政，打下一個以道教為輿論基礎的治國之本。其後，他又苦心孤詣編制了一部道教曆史上震古爍今的《真靈位業圖》，期望能進一步影響梁武帝的治國方略，進而來興盛道教，但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梁武帝後來卻突然宣布道教為邪教，并加以遏制，同時大張旗鼓地弘揚佛教，緻使陶弘景的美好願望落空了。

理由二、陶弘景表明上看崇尚道教，但骨子裡卻浸透了墨家的思想，其在所著的《真靈位業圖》中，異乎尋常地将墨子與太上老君同列為第四層次的主神，并一廂情願地認為，梁武帝立國之後，效仿了古代聖王大禹的苦行僧做派，三更理政、一日一餐，膳無鮮腴，身着布衣，手腳凍裂，一冠三載，一被二年，摩頂放踵，并将其稱帝登基後的第一個年号定為“天監”，完全遵循的是墨家的“尊天明鬼”的理念以及“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之行為準則，這令陶弘景當時極為欣慰。

關于這一點，你們倆可以從梁代著名畫家張僧繇為梁武帝所畫的《梁武帝像》中得以印證。在這幅畫中，梁武帝是蒼髯，簪冠，博衣，左手執尺, 右手手指彎曲，猶如一把圓規，這與墨家的“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之原教旨主義理論高度一緻，并與中國古代伏羲左手執矩，女娲右手持圓規的圖騰形象也十分契合。但後來的情勢發展，令陶弘景極為失望，他根本就沒想到，梁武帝突然癡佞起佛法了，并且還築堰淹城，任用小人，荒廢朝政，嚴重違背了墨家的“兼愛、非攻、尚賢”的思想，這一系列行為，在陶弘景的眼中，就是一種對道教和墨家的赤裸裸背叛。

也正因為此，公元508年，陶弘景在極度憤懑之中，決定以死相拼，悄然地離開了茅山，一路逃亡到浙江甯波附近隐藏，但沒想到，四年後，也就是公元512年，還是被梁武帝派人找到了，并被命令立即返回建康。陶弘景最後出于無奈，隻得被迫返回，但在中途卻做了一件要被砍頭的大事，就是他拒絕了梁武帝令他直接到建康面聖之要求，而是毅然決然地回到了茅山。第二年，他的好友沈約突然死去了，令他更加的痛心疾首和悲傷，他為此寫下了‘我有數行淚，不落十餘年。今日為君盡，并灑秋風前’的悲哀詩句。

後來，有一天，他凄涼并孤獨地盤坐在夜深的山巅之上，仰望着天穹，忽然間，發現星月的分布和運勢出現了異象，頓時感到十分驚愕，然後立即回到精舍之中，用風角星算之術進行了一番推演，這才驚恐地發現，箫梁之國運，已步入了上皇階段，也就是道教所謂的滅世之劫，于是潸然寫下了一首極為悲催的雜言體詩，《寒夜怨》，詩的内容為：

夜雲生。夜鴻驚。

凄切嘹唳傷夜情。

空山霜滿高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