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華姑媽為此發了高燒。李沅放了假，日夜照顧床前。有一天早晨，天不那麼陰，有一點陽光探出頭來，她約了同學，難得出門，就是那一天她開了門迎面見到了郵差。他鄙夷地，冷漠地将手裡的信遞給她。并且告訴她，自己等了半個鐘，沒有人聽見敲門聲嗎？

“資本家就是會折磨人。”

他說完，走了。

李沅再也不像從前一樣如鲠在喉，她舒展開眉頭，接着，她并沒有拆開信。因為那封信是李成笙的署名，她隻見過他三次面，她不明白他為什麼要給她寫信。

或者，那封信是給她母親玉生的。所以，最後是玉生拆開了它。他的信什麼時候也蓋起了公章，這一封長得像辯文的信件，平鋪直叙地簡述了他從銀行離開之後，自立門戶的艱辛，簡直就像他的自傳。如果他要最後一擊，何必如何費心費力呢。

末了，幸而玉生看文章信件無論好壞，總要讀到最後一個字。也就是在最後一段，他的字忽然變得激昂，筆鋒似乎是用盡了力恨不得揉碎紙面，才寫下這一段：

“你太純良，但也太愚蠢。你為什麼沒有想到，李文樹捐過的物資和鐵路？那條鐵路開過去的火車，有一次不是搭乘了半車的西安軍？你一點都沒有想到，你愛他，于是慌不擇路，誤入歧途。”

這封信讓孫曼琳看了。

孫曼琳聯系到如今已經仕途平穩的嫂嫂單雲，單雲很快便聯絡到當年乘坐過那列火車的幾個士兵，除去死去的一大半人，隻有兩人願出庭作證。

重上訴的日子很快到來了。

安華姑媽告訴玉生道：“今天真像夢。”

數不清的第幾次庭審匆匆結束了，她們仍沒有見到李文樹。但一切似乎不像過去這些年這麼糟，玉生發言時已經不會被打斷了，她終于告訴律師，李文樹曾捐給國軍的棉花，同樣是蓋在了中國人的身上。但律師沒有聽從她的建議。

大約是半個春天過去，李成笙的死訊傳來了。

荞姐兒為他戴孝，帶來的遺言中，他表明要回寶山的祠堂，需要由安華姑媽去聯絡宗族。但安華姑媽說自己也許難辦成此事，他母親是續弦，又因和丈夫不睦被休，所以她母親當年病逝後隻在靜安做了幾場善事，匆匆結了一生。他的遺言中又着重補充，他的屍骨是要裝着他母親的牌位一塊回去的，如果回得去，他的證詞他的公章都會委托荞姐兒交給玉生。

最後一次出庭，玉生作為唯一證人被否決了證詞。

一切都回到絕境。安華姑媽得到回複：“祠堂每個位置都依次排列，多一個沒有，少一個空了，要多這一個，隻能少那一個——您要少了誰的？”

安華姑媽恨道：“那幾個老東西，最古闆，被休掉的女人，在他們眼裡和死刑犯沒區别，他們最會拿事。”

玉生道：“要多一個，就要少一個。”

安華姑媽未回話。

玉生注道：“那就少了我的，多他母親的。”

即使是安華姑媽，曾那麼深刻地痛恨過祠堂、禮教、尊卑，那樣一個人，聽見玉生這句話，都要立即瞪大了眼睛看她。仿佛她是在說：“那我就替她去死吧。”

好像是天塌下來一樣大的事。在一個牌上面，上面刻的字不能讓人死了的人重生，底下燒的香也不能讓活着的人永生。隻是被放在那個四方天地裡，就好像是封王封爵的榮譽。早就覺得可笑至極。

安華姑媽出發去寶山那天，玉生找到荞姐兒，要走了李成笙的公章。随後，給了她一些錢，但荞姐兒并沒有收下。

她隻是回了話，道：“他把他所有的錢都留給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