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氏祖籍浙江溫嶺，算得上當地的大姓，剛調入新二十二師時，她曾憑借同鄉的優勢在時任師長邱清泉那裡獲得過不少額外關照。而這具身體的主人阮靜秋小姐所屬的這一支，卻好像與本家不甚合群，打從清朝還在的那會兒就遠離故鄉、北上行醫去了。可生逢亂世，遷到哪裡一家人也落不住腳：民國二十二年日本人打到古北口，家裡因此從北平逃到上海；二十六年上海、南京先後陷落，又隻得抛下剛有起色的醫館和藥鋪，一路颠沛到武漢、重慶。這期間大多情況她都不很了解，古北口之戰那年，“阮靜秋”的身體與記憶還屬于她原來的主人，而淞滬會戰與南京淪陷後，剛剛回國的她就循着報刊上的征兵介紹，一路找到湘潭投奔二百師去了。
作為一個從天而降的穿越者，她和阮家人的接觸與交往并不太多。除卻剛回國時曾在武漢的家中小住，抗戰前期她隻獲準休假回家探望過一兩次，遠征入緬至今，受限于駝峰航線的運力和新六軍随後的奔波調動，算下來更是足有四年未曾回去過。和穿越這件事同樣奇異的是，生活在這個時代的阮家父母長得和現代的張秋的父母親一模一樣——祖父阮老爺子的面孔，也毫無疑問，就是家中那個陳舊的相框裡走出來的人。
老爺子撒手人寰的那年，南方雪災、四川地震、北京奧運先後占據新聞頭條，而他走在春節期間某個靜悄悄的雪夜裡頭，終于和一身糾纏多年的病痛揮手作别。張秋比同齡人晚一年上學，那年正好将要小學畢業。家裡沒有男丁，她作為唯一的孫女負責在出殡時手捧祖父的遺像，在靈堂裡和父母一起向許許多多陌生的面孔鞠躬還禮。那張像後來裝裱進相框，擺在家裡最高處的某個櫃子裡頭，照片上的老爺子坐在藍色的背景前，滿頭打卷兒的銀發像雲朵似的支棱着，方框眼鏡腿上的橡皮繩從臉頰兩側垂下來，弧度正正好落在嘴角兩旁。
與父親更顯硬朗和嚴肅的五官相比，老爺子大約是個更加儒雅溫和的面相，無論青年或是老年，照相時總能恰到好處地揚起嘴角。偏偏小孩子不記事，對于張秋來說，老爺子隻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對她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她記不太清他總是怎樣拿着一把小鑷子仔細地給她剝好一顆又一顆完整的蝦仁，甚至也想不太起他怎樣帶她在晌午頭承包公園裡終于沒人争搶的蹦床，頂着一輪毒太陽滿頭大汗地鼓勵她又蹦又跳。他書寫的春聯、手抄的樂譜、篆刻的印章在許多年後還都被仔細地收在家裡老屋的書房裡頭沒有動過，可她每每看着那些東西，還是隻能想起他躺在病床上說不了話，每當看見她來，就一邊笑着對她招手，一邊“啊”“啊”喚她的情景。她總是怕得要往父親身後躲，待不了一會兒就想要逃離，而父親并不總能理解孩子在那樣的情境下所感到的恐懼，于是每次帶她來病房探望，還是要拉着她對她說：“你和爺爺說話，爺爺想你呢。”
她不知道該說什麼，怯怯地叫一聲“爺爺”，又縮回父親身後躲着。現代醫學在人類複雜的腦部結構面前多麼渺小，遠在她開始能夠理解“生死”、“想念”、“訣别”這樣複雜的感情之前，這位不能說話的老人家就變成了一張遺照、一捧骨灰、一層回憶裡越來越模糊的霧氣。後來她長大了一些，在出國留學之前，父親每次都帶着她一起，在每年正月初四和清明節到市裡的陵園去掃墓拜祭。老爺子的骨灰起先安放在某個廳堂的某個架子的某一格裡，祭掃時父親需要爬幾級梯子上去，用一把小鑰匙打開玻璃門上的小鎖，雙手捧出裡頭小小的牌位，到外頭露天的地方捎去紙錢和供品。後來陵園外遷，老爺子和許許多多與他年紀相仿的老人們一起搬去了郊外的墓地，小小的牌位變為一方青石碑刻，也終于能和他分别多年的發妻長眠在了一起。
送老爺子出殡那天她記得自己是沒有哭的，甚至看着父親顫抖着流淚的背影，除卻茫然與震撼，她其實也并不十分能理解那樣的情緒。老爺子的其他事情，則大多都是在一些年後她才慢慢地聽父母說起。當那個逝去的人憑借一片一片微小的瑣事而拼成了完整的形狀，她才忽然發覺，其實她很遺憾——其實她很想念他。
人就是這樣後知後覺的動物，後知後覺讓她錯過見老爺子最後一面，錯過在他尚在人世的那些年裡了解他、記住他的每一次機會、每一個可能。她想過自己不應該再重複這樣的遺憾，想過非但應當珍惜當下，更應當在父母身上彌補；可病毒肆虐的三年裡，她還是被這身白大褂牢牢鎖在了遠方的高樓大廈中間，哪怕在父母雙雙高燒病倒的危急關頭，她也沒能趕回家去。
穿越回民國以來，她并沒有花太多時間去想現代的那個自己此時正是怎樣的一副狀況，父母又是什麼樣的境地——或許其實是她不敢去想。網絡小說的作者們編造了各種各樣的穿越原理，卻從未有哪位主角能輕而易舉地回到現代去，仿佛這個莫名其妙的時空通道總是單向通行的，除非在穿越後的時代自然死亡，其他所有尋死覓活的刻意嘗試幾乎都不可行。張秋是九零後，阮靜秋則是二十年代初生人，她因此想，與其草率地在亂世中死去，還不如發揮一些現代人的優勢和頭腦盡力保存性命，也許到了九十年代，到了真正的自己出生的那一天，一切就能恢複正常，現在她所經曆的，隻是一場暫時沒有出口的長夢而已。
真正的阮靜秋早已無辜殒身在塞納河畔的□□火并中，後世的張秋頂替了她的名字和身份，憑借彼時正在聖西爾軍校進修的廖耀湘及夫人黃伯溶的幫助，在巴黎很是惜命地過活了一年多。時間來到一九三七年，二戰的陰雲近在咫尺，開戰不久法國就要舉國投降，西歐哪個國家也沒在這場大戰中真的獨善其身，哪裡都不算真正安全。她想過索性躲到美國去度過餘生，想過遠離所有的危險與不确定，隻要找個太平地方接着讀書學習、打工攢錢就好。可與此同時，她的祖國正面臨着山河破碎的險境，而她固然知道抗戰的結果，卻也聽過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讀過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親自踏足過南京水西門大街的那幢肅穆的紀念館、見過青石磚瓦雕成的“300000”的字樣。
沒有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能在民族大義前無動于衷。上海、南京淪陷後，日本軍艦沿長江溯流而上，幾乎封鎖江面航道，她乘船從廣州靠岸，剪短了頭發、塗髒了衣服，女扮男裝一路北上，期間幾次遭遇險境，好在都沒有受傷。她本想這樣一路到延安去，可好容易渡過長江，她随身的一點盤纏和幹糧就被附近的亂兵、災民搶光偷光了。她又累又餓，倒在漢口城外幾裡地的路旁，而事情有時就是這樣湊巧，才從南京城中脫身不久的邱清泉和廖耀湘正好經過了這裡。
南京城破後，教導總隊幾乎死傷殆盡，他倆一個被強迫去做苦役、一個承蒙百姓收留勉強栖身，總歸是大難不死，得以在漢口重新會面，協助收攏沿途的傷兵殘部并參與部隊整訓。廖耀湘認出了這位曾在巴黎街頭被他救上馬背的姑娘，幫她找到了彼時正在漢口的阮家人；邱清泉則在分别前告訴她，他倆這就要去湘潭的二百師報到了，這是中國軍隊裡唯一的、最好的機械化部隊，他希望她也能來投身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