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靜秋大感莫名，反問道：“教條主義？你說軍事學院搞教條主義？武器裝備是蘇聯引進來的，技術教材和戰術教材我們自己又沒有，借鑒蘇聯的一些東西不是正常的嗎？再說，軍事學院開辦到現在，成績有目共睹，這怎麼能叫做教條主義？”

那個幹部接着說道：“那我就告訴你，軍事學院從訓練方針、訓練内容到訓練方法，都有嚴重的教條主義，這是方針路線問題！”

這種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混淆、盲目以部分取代整體的觀點，阮靜秋已在之前見識過很多回，無非就是一些人認為一件事總體是好的，隻不過期間存在一些問題或錯誤，及時糾正就是了；而另一些人則由這些問題發散開來，堅持認為這件事全部都已經壞了，必須徹底消滅或連根拔起。她正要就此和對方進行一番哲學辯論，另一位幹部揮揮手，先是示意他的同事坐下，而後又轉向她說：“我們暫且擱置這一件争論，先談一談另一個問題。”

阮靜秋壓着火氣問：“什麼問題？”

那位幹部貌似和顔悅色地說：“我們想聽一聽你在三野工作期間，對當時野司首長的工作風格的一些看法。請你先說一說，當時首長對上級命令是怎樣實施執行的？”

這問題更讓阮靜秋摸不着頭腦了，畢竟她在三野工作的時間不算長，在野司又隻是一個普通醫生，哪有什麼機會經常了解首長們的工作風格。她勉強答道：“我不清楚。上級有命令，首長肯定嚴格執行呀。”

那位幹部又問：“全部都嚴格執行嗎？期間有沒有出現過越級擅權、私自調動、搞資産階級個人主義的情況？”

仿佛有一聲驚雷轟隆在耳邊炸開，阮靜秋在雷聲中後知後覺地明白了這番談話的根本來由；關于軍事學院教條主義的一系列疑問直指時任劉院長，而三野的這一串“個人主義”的問題則明顯針對粟司令員而來，自己這個平平無奇的小醫生之所以能得這兩位幹部的特别訊問，正是因為她此前的兩個單位恰巧歸屬于這兩位首長的直接領導。時下劉院長已從軍事學院卸任，長年居住在上海養病，粟司令員則肩負着總參工作的重擔，她不明白究竟為什麼要找他們的麻煩，且為了找他們的麻煩，竟連自己這樣的一個小角色也緊抓不放。換作十年前，她準會像面對滕骥那樣，對這樣不公的評價拍案而起，憤怒地痛斥一番這些人的惡劣行徑；但她畢竟已經快三十六歲了，就算對面坐着的人大概率不會像滕骥那樣因她的反駁而送上一套大刑伺候，她也知道争吵起不到任何積極作用，還會為老首長們多添一條“山頭主義”的罪名。

她深吸了一口氣，雙手緊緊地攥住衣服下擺，努力克制住滿心的怒火，答道：“沒有。不可能有這種情況。”

對面的幹部則微笑着反問：“你為什麼這麼确定？你剛才說對首長的工作風格并不了解，怎麼能肯定他沒有出現過這類問題？”

阮靜秋冷冷道：“因為我相信組織。組織上既然任命了野司首長，必然已經經過仔細的考量與審查。如果三野存在你們提到的這些問題，為什麼組織上當時沒有作出調整？為什麼仍然支持野司首長指揮部隊渡江，以及随後解放甯滬杭、舟山群島？”

兩個幹部交頭接耳一陣——他們當然也可以用“此一時彼一時”之類的話反駁她，但他們顯然又都不想在對方那裡落下“對組織決定指手畫腳”的話柄。他們沒有正面回答她的反問，也沒有再追問下去，而是将一沓紙張和一支筆遞給她，要求她就劉院長和粟司令員的問題寫一份詳細的報告，檢舉揭發他們的教條主義和個人主義錯誤。在第一個版本中，她盡力為老首長們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辯護，試圖在報告中竭力澄清他們并沒有被指控的這些問題，但很快被兩個幹部駁回；她又寫第二版、第三版，語氣更加委婉，态度更加謙卑，甚至也按幹部們要求的那樣認可了這些指控确有其存在意義和積極作用，但隻要她不肯在報告中明确指出他們兩人有問題、有過失，幹部們就不肯通過她的報告，一遍一遍地打回讓她重寫。

時候已經入夜，自打被他們叫來問話，她午飯沒吃、晚飯沒吃，隻平白攢了一肚子怒氣，還被迫寫了五六七八份大差不離的報告，此時非但感覺肚腹隐隐絞痛，更覺得頭暈目眩，握不住筆也寫不出字了。她向兩個幹部請求：“我身體不舒服，需要看醫生。能不能改天再寫？”

兩個幹部卻說：“你自己就是醫生，不需要找人來看。要吃什麼藥，我們可以命人去取，報告必須今晚寫完。”

阮靜秋别無他法，隻得勉強拾起筆杆，忍着腹部隐隐的絞痛勉強又寫了幾個字。正在她眼前一陣陣發黑，幾乎快要栽倒在桌上的時候，有人敲響了會客室的門。一個幹部起身去開門，張主任探進頭來，賠着笑臉對兩人說：“我來臨時借用一下阮醫生。我們有位學員扭傷了筋骨，隻有阮醫生家傳的辦法最有效。”

幹部們說：“扭傷了就送去醫院，我們找阮醫生還有事談。”

張主任客氣地一再說情道：“不是我不配合，是醫院門診已經下班了，急診大夫可不一定有阮醫生這樣好的手藝，要是耽誤了治療，緻使學員身體留下殘疾，羅部長再追問下來，到時你們和我們都不好解釋。隻消做一會兒治療，阮醫生就能回來。”

幹部們顯然不想由此招來羅部長的責問。又是一番交頭接耳後，他們同意道：“最多半個小時。”

功德林的高牆之外有一片新建的小平房，通常是管理人員及其家屬的臨時宿舍。張主任扶着阮靜秋走進他那間屋，把裝有清粥小菜的飯盒和一隻烤紅薯都擺到她面前。他歎着氣說：“所長有他的苦衷。我也說不清具體的情況，隻知道他是晉察冀出來的，這時候不好明裡為你出頭。無論怎樣，你先吃一頓飽飯，休息一會兒再去和他們說，要你講什麼、寫什麼，按他們說的做就是了。胳膊總擰不過大腿的嘛！”

阮靜秋腹中空空，但看着桌上的食物，她隻覺更加反胃難受，隻吃進去兩口粥就搖頭說飽了。張主任出門去給她打水，她木然地坐着，望着窗外高懸的月亮，心中越發擔憂，不知今晚過後，粟楚夫婦倆将面臨什麼，人在病中的劉院長聽聞這一番莫須有的指責又該多麼悲涼痛楚。她并沒和這兩位首長有什麼私交，若說在濟南和南京先後見到杜聿明和廖耀湘是承了他們倆的情，但那對他們來說也隻是工作範圍内的合理安排，并不是違反原則的特别關照。寫一篇胡言亂語的報告當然可以使她輕松過關，可想到這份報告将會被用來羅織罪名、編造誣陷，她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服自己。

她吞了幾粒藥片，又揉揉肚腹，感覺方才的絞痛似乎緩解了一些。張主任此時還沒有回來，她躊躇片刻，最終作出決定——留下一張字條，悄悄溜出了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