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最下方還附着一段醫生介紹,燕州第一醫院急診科主任對他的評價,字裡行間透着不加掩飾的贊賞:在急診科的高壓環境中,許天星展現出遠超同齡人的冷靜與專業素養。他是我們團隊中最沉着冷靜的學生之一,真正遇到突發狀況時,他從不慌亂,而是那個能第一時間判斷病情、穩定患者,同時也能穩定整個團隊情緒的關鍵人物。他不僅具備紮實的醫學知識和娴熟的操作技能,更擁有一名優秀臨床醫生所必需的心理素質和臨場判斷力。
顧雲來盯着那句話看了許久,手指無意識地摩挲着鼠标,忽地笑了一下,眼中閃過一絲恍然,像是終于找回了自己對這個名字的最初印象,那種被埋沒在繁忙日程下的記憶碎片。
他不是第一次聽說許天星,甚至,在還沒飛來洛杉矶前,燕州大學醫學院的教授就在郵件裡鄭重其事地說:“我們有個學生在你那兒,麻煩多照顧。他是我們最好的苗子。”附件裡還有張證件照,是個長得很清冷俊美的年輕人,白大褂熨帖,眼神專注而堅定。
他當時隻掃了一眼資料,便将其歸入例行公事的文件夾,心想,醫學生也不過如此,大多書卷氣濃,臨床經驗淺,不足為據,數據和算法才是未來醫療的核心。
直到今天,看着那雙直視自己、不肯退讓的眼睛,聽着那些帶着臨床痛感的字句,他才知道,自己錯得不輕。
“有意思...”他輕聲自語,手指在鍵盤上輕輕敲擊,調出了許天星的完整檔案,
敲門聲輕輕響起,像是猶豫的手指在心門上輕叩,實驗室的小助理探頭進來,聲音輕柔卻不失專業:“顧老師,這組數據您還要今晚發回國内嗎?時差問題,他們那邊正好能接收。”
顧雲來從思緒中回神,眼神從屏幕上許天星的資料收回,像是被打斷了一場無聲的對話。他微微點頭,手指在桌面上輕敲兩下:“嗯。把模型參數鎖定,剩下的我來改。”他的語氣比平時少了幾分鋒利,卻多了一絲難以察覺的專注。
助理點點頭離開,辦公室再次陷入甯靜。
他深吸一口氣,重新坐回電腦前,屏幕的光線映在他棱角分明的臉上,如同面具般明暗交錯。他打開彙報文件,手指在鍵盤上停頓了一秒,像是在思考什麼,然後在文件裡新建了一個備注框:臨床反饋:待許天星單獨修正,優先采信。
這短短十幾個字,從這位以以冷靜自信、對數據有近乎執念的醫療公司創始人指尖流出,顯得格外不同尋常,他看着這行字許久,然後才敲下“保存”,屏幕随即彈出自動歸檔提示,文件悄無聲息地歸入了共享項目文件夾。
下次見面,他想聽聽許天星真正的建議,那些藏在冷靜外表下的臨床思考,而不是聽他當着一群科研助理冷靜地怼完人、轉身就走的精彩表演。
但也許……他得先想想,怎麼開那個口。怎樣才能既不損傷自己作為項目主導的尊嚴,又能真誠地表達對醫學經驗的重視,這對于習慣了發号施令的顧雲來來說,是個新鮮的挑戰。
許天星站在實驗中心樓下,手裡夾着一根綠色薄荷味的Menthol,薄荷氣息冰冷刺鼻,直沖入腦髓,卻恰好能壓下急診那股揮之不去的消毒水與絕望混合的氣味。
他吐出一串煙,讓煙霧在指尖缭繞盤旋,在昏黃的路燈下形成一層朦胧的霧氣,像是他此刻複雜的心緒。
他原本是不常抽煙的,作為醫生,他比誰都清楚尼古丁對肺部的損害。但每到某個特殊時刻,特别是當冰冷的模型參數對不上鮮活的人命,當生死被量化成屏幕上跳動的數字時,他就控制不住自己。
從國内帶來的煙早已抽完,現在隻能靠這種美式的薄荷煙勉強維持表面的冷靜,十美元一包的綠萬寶路對他來說算貴的,他也隻是在情緒瀕臨崩潰的邊緣才會點燃一支。
會議室裡那些針鋒相對的言辭,仍在耳邊回響,像是揮之不去的幽靈,他不是第一次聽到“模型比醫生更懂救人”這種狂妄之詞,可每次聽見,心髒還是會不由自主地緊縮,喉嚨像被無形的手緊緊掐住,一股熟悉的憤怒從胸腔升起。
顧雲來,光是這個名字就足以讓他煩躁不已。雲來集團的少爺,一聽就知道是那種含着金鑰匙出生的人。
他太了解這種人了:家庭背景顯赫,教育履曆閃亮,投資人身份傲人,渾身上下每一寸都标注着精英的标簽,一身剪裁考究的西裝站在科研會議上高談闊論“算法如何救命”,連PPT都是團隊精心準備的。許天星不得不承認他确實聰明又勤奮,不然也不可能在哈佛拿到博士學位,但這并不能改變他在許天星眼中的本質,一個富二代在醫療領域玩票的外行人。
“這些人啊……”他喃喃自語,聲音融入夜色,“都喜歡玩醫生的遊戲。”
腦海中浮現出母親的身影,醫院外科的護士,每天晚上回家時身上總是帶着刺鼻的酒精氣味,疲憊得無暇關心他吃沒吃晚飯,童年大部分時光是在外公外婆家度過,稍大些就開始放學後直奔醫院,坐在值班室安靜地寫作業,醫院的消毒水味和病床吱呀聲成了生活的背景音。從小見慣了生離死别,仿佛學醫是命中注定的選擇。
不是因為什麼崇高理想,隻是因為他深知,“沒人比醫生更接近死亡”,而沒有人應該把這種接近當作實驗素材、數據模型或投資回報率。
可偏偏,就有這樣的人出現,顧雲來就是,星來醫療就是典型代表,高端體檢設備、心率預測、健康監控,聽起來冠冕堂皇,說到底不過是一場資本的精算遊戲。他們推廣一個模型,要的是準确率、漂亮的報表、媒體的追捧和股價的攀升。
而許天星在急診室親眼目睹的,是病人驟然倒地時的驚恐表情,是主治醫生眼神空白地喊出“準備電除顫”時的絕望,是家屬癱坐在地上哭得渾身抽搐的痛苦,是病曆最後一頁冰冷地寫着“死亡時間:03:12”的終結。
你讓他怎麼尊重這種“站在死亡門口拍照打卡”的人,手機突然震動起來,打斷了他的思緒。是項目助理發來的修正建議,屏幕上簡短明了地列着幾點數據調整方案。
他掃了一眼,沒有回複的欲望,不是因為提案本身有問題,他不排斥模型,也不拒絕數據。事實上,他是項目組裡最早發現異常波形與胸痛先兆關系的人之一,但他厭惡那種居高臨下告訴臨床醫生“算法能救命”的傲慢語氣。更讨厭顧雲來那種似是而非的表達方式:表面上在講述一件極其合理的事情,骨子裡卻是在挑戰他作為醫者的專業底線。
許天星低頭抽着煙,他知道自己情緒有些過重了,這不專業,可他也清楚,這輩子最不缺的,就是對這種人天生的、發自骨髓的排斥感。他掐滅了煙,轉身邁向實驗中心的玻璃門。重新回到工作台前,打開數據庫,将那段“第七分鐘”的早搏波形重新剪切出來,一幀一幀地核對家屬呼救時間、心電圖變化與醫生下診斷的記錄,像解剖一具精密的儀器。
數據不會說謊,模型确實提前發現了風險。這是無可争辯的事實,但他仍舊不打算就此妥協或低頭,不是因為數據不重要,而是因為在他心中根深蒂固的信念:醫生不是技術的延伸,而是守在死亡門口的最後一道牆。
而顧雲來,無論他多麼聰明,多麼善于算法,都離那堵牆太遠了,遠得看不見血與淚,聽不到哭聲與喘息,感受不到生命在指尖流逝的溫度。屏幕的藍光映在許天星專注的眼睛裡,像是一盞不會熄滅的燈,在黑暗中固執地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