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終勸不動桑岩去看醫生。

“我沒病。”他一臉倔強，“醫生治不了我。”

我嘗試着解釋什麼是心理咨詢、什麼是情緒障礙，也試圖告訴他：焦慮、抑郁、情緒低落，都是可以被科學理解的心理狀态。可他聽了隻是不屑地搖頭，覺得這些術語不過是“标簽”，貼在人身上，把痛苦框進一種“病”的定義。他拒絕承認自己有問題，更不願把内心的脆弱交給一個陌生人。

我一度無計可施。直到有一天，他回家，神情罕見地認真。

“我去見了一位大師。”他說。

我一愣：“誰介紹的？”

“大拿。”他說出這個名字時，語氣居然帶着一絲放松與輕快，“她說這位大師修行多年，很有智慧。她自己也對佛學感興趣，跟這位大師有緣。”

那一刻，他的眼裡有一種久違的光亮。

我沒反對。哪怕我心裡對“大師”兩個字存疑，但隻要他願意走出去，願意跟别人說說話——哪怕隻是心理暗示，我都願意支持。比起什麼都不做，被困在那間沉悶的書房裡，這未嘗不是一線希望。

但我沒料到的是——他回來之後，整個人像被“點化”了似的，神情平靜，舉止安詳，甚至說話都慢了半拍。

“大師說我這是‘氣亂神傷’，不是身體出了毛病。”他坐在沙發上，神情莊重得近乎虔誠，“這不是現代醫學能治的，而是靈魂需要療愈。”

據他說，那位大師在家中修行，通禅修、研淨法，尤其擅長“觀心止念”的靜坐法門。大師告訴他：“世間衆生皆苦，苦從何來？從執。欲執、我執、法執。若不肯放下，便日日沉浮于八苦之中，煩惱無盡。”

他反複念叨那句“大師講的核心”：破我執，生清淨；觀因緣，得自在。

“所以我要開始打坐，每天至少半小時，淨心靜氣。”他說着，從包裡掏出一本《心經》注解，像捧經一樣小心翼翼。

我沒有打斷他。隻要他願意自救，我願意配合。哪怕這看起來像“自我麻醉”，哪怕我聽不懂那些“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的句子——隻要他能從低谷裡走出來，哪怕慢一點，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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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幾天，他很認真。

每天晚上吃完飯，他便在客廳角落鋪好一張坐墊，關燈、焚香、調息、打坐。手機被調成飛行模式，客廳裡隻剩下淡淡的檀香與靜谧的呼吸聲。他背挺得筆直，雙目微閉，仿佛把自己融入一口無聲的井裡。

那一瞬間，我竟覺得他有幾分像出家人。

“你感覺怎麼樣？”我問過他一次。

“還行。”他睜開眼，語氣溫和，“頭腦好像清明了一點。”

可這種狀态沒能維持太久。

兩三周後，他開始抱怨腰酸背痛，說念不進去經文，也坐不住。“心浮氣躁，念頭太重。”他皺着眉，自責地說自己“業障未消，根基太淺”。

打坐便漸漸變得斷斷續續。他有時會在夜裡翻開佛書看幾頁，更多的時候，隻是對着香爐發呆。沉默又回來了，隻是比以前更冷靜、更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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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他變得越來越“神秘”。

他開始頻繁提到“夢”。一開始隻是輕描淡寫：“我最近老夢見一些奇怪的地方。”

後來夢的内容越來越具體：“我夢見了一間辦公室，窗戶朝北，地毯是深藍色的，牆上挂着兩幅畫。”他頓了頓，“結果兩天後我去見客戶，那地方竟然和夢裡一模一樣。”

我試着用邏輯安慰他：“可能是你以前在網上看過圖，潛意識記住了。”

他堅定地搖頭：“我從沒見過那棟樓。”

他變得越來越沉浸于這種“夢的指引”。他說，那些夢不僅提前預示現實，還“牽引”他靠近某種“命中注定的緣分”。

比如大拿。

“有時候我們根本沒溝通，但在客戶面前，說的話一模一樣，連用詞和語調都像複制粘貼。”他說這句話時，眼裡閃着一種讓我不安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