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每年的聖誕節。

我會在客廳布置一棵比往年更高的聖誕樹，

選好彩燈、鈴铛、星星，挂滿枝頭。

禮物是我偷偷買好，親手包好，再悄悄放到樹下的布袋裡——

隻為換來金蛋睜開眼的那一刻，那個能照亮我整整一個冬天的笑容。

但年複一年，他的問題也在成長。

第一年，他睜着圓圓的眼睛問我：“媽媽，我們家沒有煙囪，那聖誕老人怎麼進來的呀？”

我一時間語塞，好在靈光一閃，拉着他跑去廚房看抽油煙機：“你看，從這兒進來的。”

他半信半疑地點頭，然後安心入睡。

第二年，他皺着小眉頭問：“聖誕老人是外國人，那他說中文嗎？我如果用中國話許願，他聽得懂嗎？”

我忍住笑，說：“他是神仙，世界上所有的語言他都懂。”

他便安心地合掌許願，而我站在一旁，默默記下他念出的每一個詞。

第三年，他的問題開始哲學了：“媽媽，聖誕老人一年隻上一次班，那他平時是做什麼的？”

我答：“他是掃煙囪的工人，要不然怎麼熟悉全世界的煙囪？”

他一臉佩服，覺得這個職業偉大而神秘。

這些問題我能回答，能編，能哄。

但有些問題，一旦開口，我就沉默了。

有一年，他突然擡頭看我，小聲問：“媽媽，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為什麼我沒有？”

我的心，一下子被攥緊。

我沒料到這個問題來得那麼快。也沒有準備好答案。

我隻是把他抱緊，把他的臉埋進我懷裡，輕聲說：“你有媽媽，媽媽會一直在。”

但後來，他對這個回答不再滿足。

我隻好告訴他：“爸爸走了，和另一個女人一起走了。”

他沉默了幾秒，然後問我：“媽媽，你當時，有求他留下嗎？”

我強忍住湧上的眼淚，說：“當然求了，而且不止一次。”

那一刻，曾經的屈辱又浮上心頭，可我還是想讓他知道——我曾努力過。

金蛋聽完後，竟長長地舒了口氣：“你求過就好了。那就不是我們的問題了。”

從那以後，他再沒問過桑岩的事，而我，也不再提他的名字。

慢慢地，我們都學會了接受：

我們的生活裡，沒有他。

也不再需要他。

有些人，終究隻是來過一陣風。

而我，要陪着金蛋，走完整個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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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賣掉那天，我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客廳裡。窗外的陽光斜斜地灑進來，落在地闆上，一片靜默。

這個曾經充滿過無數喜悅和痛苦的家，我要用盡全力，才能說得出口——再見。

桑岩走後的這些年，我靠着當年為生下金蛋而辭職前攢下的積蓄，撐了整整四年。

在國内，四十多歲的女人想重新回到職場，本就難如登天；更何況，我和金蛋都是美國籍，身份的尴尬在很多時候就像一堵無形的牆，擋住了前路，也擋住了别人的信任。

我試過開小課、做翻譯、投簡曆……都不理想。再加上金蛋的病時好時壞，我終于意識到，也許回美國，是我們母子唯一的出路。

那邊的醫療資源更完善，教育體系也更适合金蛋的成長背景。更重要的是——我已經别無選擇。

于是，我做了一個艱難卻清醒的決定：賣掉北京的房子，帶着金蛋，回到那個我們曾經離開、如今卻不得不回去的國家。

離開的那天，北京的天格外晴朗。陽光明亮得刺眼，卻讓我睜不開眼。

我提前和我的父母，還有桑岩的父母告了别。我不敢帶着金蛋去見他們送行——怕這四位老人看到我們的離去太過悲痛，而我……早已無力承受任何多餘的情感負擔。

飛機起飛前，我剛準備關機，手機“叮”地一響——是一條微信消息。

是小羅發來的。

他說：

“祝你們一路平安。願你們的春天，真的會從此開始。”

我盯着這句話看了好久。

沒有告白，沒有挽留。

隻有他一如既往的沉靜和體貼。

我沒有回。

隻是深吸了一口氣，把手機調成了飛行模式。

我知道，真正的告别，從來不需要言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