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金蛋回美國，并不是一個輕松的決定。

這幾年，我帶着他跑遍了國内大大小小的醫院——抽血、CT、核磁、腦電圖……所有能做的檢查我們幾乎都做過了。但換來的，永遠是一句含糊不清的：“再觀察看看吧。”

醫生們像是在面對一個無解的謎題，語氣總是遲疑：“可能是癫痫？”“也許是熱性驚厥？”“或者，是某種未确診的神經系統紊亂？”

每一個判斷都像是可能，但沒有一個能夠确認。

有一位年長的醫生曾安慰我：“也許是小兒神經發育不全引起的高熱驚厥，如果是這種類型，五六歲之後就會慢慢好轉。但在這之前，一定要嚴密觀察，防止發作嚴重時帶來的不可逆後果。”

“也許。”我在心裡無數次咀嚼這兩個字。

但——如果不是呢？

如果我就這樣等下去，錯過了唯一的治療時機？

如果哪天他在沒有人注意的角落裡突然發作，我們沒來得及送醫……又怎麼辦？

我不能賭，更不能等。

我已經輸掉了一場婚姻，不能再輸掉我的孩子。

于是，我做了一個艱難卻清醒的決定——

帶着金蛋，跨越半個地球，回到那個我曾經離開、如今又不得不回去的國家。

讓我意外的是，當我告訴金蛋我們要搬去美國時，他并沒有表現出任何抗拒。仿佛我隻是告訴他：“我們明天要去公園玩哦。”

他眨着眼看我，沒有多問一句。對他來說，隻要是跟着媽媽，去哪兒都可以。

這兩年，小羅行蹤飄忽不定，有時閉關，有時獨自去西藏拜佛，我們的聯系也漸漸變少了。

不是誰刻意疏遠誰，而是彼此在默契地沉默。

也許，這正是命運給我們安排的一段空白期——

不是為了遺忘，而是為了學會，在彼此缺席的日子裡，把那些紛亂的心事，一頁頁攤開、整理、折疊，再重新收進行囊。

等我們都不再困在情緒的泥沼裡打轉，才終于明白——

有些人，注定隻是陪你走過一段路，而不是陪你走到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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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美國多年，這片土地于我，早已無親無故。

做出決定那天，我坐在北京出租屋的客廳裡，長久地望着窗外漸暗的天光。沒有誰在等我們，也沒有人可以投奔。這種徹底的“無依”，反倒讓我在篩選未來落腳地時，意外地冷靜和清醒。

我需要一個地方：治安良好，學區不錯，生活成本不高，離大城市近，有基本的工作機會。

當你終于不再被情緒裹挾，所有決策都像一根根釘子，幹淨利落地落下。

我很快鎖定了伊利諾伊州芝加哥郊外的一個小鎮。

一切，開始運轉起來。

我在網上聯系到一位房産中介，他答應在我落地那天，親自把鑰匙送到租住地門口。落腳的地方，就這樣定下了。

接下來，就是最難的一步：打包。

要把一個“家”裝進四隻行李箱、120公斤的限制裡，說輕松，是不可能的。

金蛋的玩具必須帶。他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沒有朋友，在異國的孤獨夜晚，玩具也許是他唯一的慰藉。

還有他的繪本——那些我們一起躺在床上講故事的夜晚，是母子之間最安穩的依賴。

冬天的羽絨服、衣服、鞋子，上學用的書包，出生證明、疫苗記錄……一樣都不能落下。

我腦子裡不停盤算着：哪些是必須的？哪些能撐過頭幾個月的生活？哪些是金蛋需要、而我必須省下來的？

因為剛到美國沒有車，為了維持最基本的生活，我挑了最簡單的廚房用品裝進行李——一口鍋，兩個碗，幾雙筷子。

行李已經超重，而地上還堆着無數“非帶不可”的生活必需品，像是這個家的影子，遲遲舍不得和我道别。

即便如此，我還是把那一軸畫收了進去。

那是桑岩七歲時畫的，一隻圓眼、歪頭、狡黠又靈動的大貓，看起來聰明又淘氣，像極了那個時候的他。

這幅畫，是他留給我最珍貴的念想。

是他曾生活在這個家——與我，與金蛋，共同存在過的證明。

我小心地将它卷起，放進行李箱最安全的角落。行李再滿，它也永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