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裡那封皺巴巴的信，他遲遲沒拿出來。直到很久之後，才從鬥篷裡摸出一頁沾了水漬的信紙。

“這是她的。”他把信遞給陳蔚青，“你看吧。”

那封信寫得極短，像她最後一次在世界上留痕：

“如果那台機器能回答‘我到底算什麼人’，它會怎麼說呢？

哥，對不起。

我再也演不了主角了。”

信上貼着，那張已經泛黃的紙帶。上面寫着兩個字，近乎諷刺的：

“去做。”

最後沒人得償所願。

“那台機器就這樣靜靜地擺在那裡，沒人得償所願。我沒能留下母親，沈時硯沒能去成北平，羅熾南沒能給妹妹一個好的生活。”

羅熾南想把他們那個機器砸了，因為那張他覺得間接害死了他妹妹的紙條——“去做”。沒人攔他，但他後來自己沒忍心下手，那東西就一直躺在那裡，像一具裝着他們未曾說出的哀悼的殼。

“那玩意一開始就不該造。”

“There is a house in New Orleans,

They call the Rising Sun.

And it is been the ruin of many poor girl,

And oh god, I am the one.”

夜雨将南州的街道洗得發亮，清晨第一縷光落在報攤的玻璃罩上時，一份嶄新的小報已經擺上了最顯眼的位置。

頭版标題是手寫體印制，字迹鋒利，黑體加粗，占滿了整整一欄：

《一個不該死的人》

署名很小，隻一個字，印在最下角——“青”。

沒有副标題，沒有宣傳廣告，也沒有其他新聞内容。整張報紙隻有這一篇文章，從頭到尾，整整三大欄，像一份沉默的回響，又像一場無法終止的控訴。

文中并未提到名字，也沒有直接描寫，但字裡行間早已把真相寫得清晰：一個南州來的女孩，在上海的聚光燈下試圖成為“被看見的自己”，卻在夜色中墜落于無聲的街角。她是演員，是碼頭的孤兒，是工人，是工人的妹妹，是一個什麼也不确定卻仍願意奔跑的人。

文章最後一句是：

“她還是一個有天賦的作家，她說：‘我會寫的！’。我們卻沒能為她留住一條可以寫下去的路。”

陳蔚青坐在印報間時，天還沒亮，機器轟鳴聲蓋過了心跳。她盯着紙張一頁頁吐出，看着自己一字一句地印在那些墨香未幹的頁上，忽然覺得自己像個盜火者，偷來一點光，卻遲了一步。

那是婉芝離開後，她第一次重新啟用那份報紙。

報紙上沒有讨論劇目，沒有詩歌，也沒有那些哲學思辨，隻有一篇文章——《一個不該死的人》。

永豐紗廠後面的倉庫門半掩着，牆上貼着一張粗糙的手繪标語：“工人夜校·抗日經濟讀本·今晚八點”。紙面被雨水打濕又風幹，邊角卷起。

羅熾南在倉庫裡搬紙箱。箱子裡裝的是新印好的工人勞動法小冊子和一疊疊未經審查的傳單——全是學生們自發印刷的。他親自盯了油印，從配紙、校對到最後的分發，一絲不苟。黑市上的人勸他别太沖：“你還真把你自己當工人了。”

他說：“那不然呢？我不是工人，還能是什麼？”

夜校剛散，他把剩下的冊子一捆一捆裝進袋裡，遞給幾個年輕工人：“你們往白石橋送，别走主街，繞後巷。”

他語氣平穩，不緊不慢，像早已習慣。那幾個工人接過袋子，有個年輕的偷偷問：“哥，你以前真是…混黑市的？”

他沒應，隻擡頭看了他一眼，像是笑了笑，又像沒笑。

晚上十點，廠區樓頂。風很大，他站在邊緣的位置，身後是層層鐵皮房頂，腳下是南州冬夜的燈火。

他一邊看着那份報紙，一邊一支接一支點煙。

風把火光吹得忽明忽暗，像記憶裡破舊戲台上的燈。

有個老工人走上來，把圍巾裹緊了些：“熾南，你在看什麼？”

他沒回答，把報紙對折，折得整整齊齊。老工人看到上面那個标題——《一個不該死的人》。

“……你認識寫這報紙的人？”老工人問。

羅熾南站了一會兒，終于低聲道：“不止。”

沈時硯捧着那份報紙坐了許久。他沒有立即讀，隻是一遍一遍地撫過那行字——“一個不該死的人”。

讀完後，他什麼都沒說，把報紙對折收好，夾進了他筆記本最内頁。

他去鍋爐房裡看了看那台沉默已久的機器。

他沒開燈，就這樣站在鍋爐房的黑暗裡，站了一夜。

幾周後，陳宅前廳響起越洋電話鈴聲。

阿鳳慌慌張張跑上樓，說：“小姐，是巴黎那邊，說是黎小姐……”

陳蔚青接起時，電話那頭先是一陣嘈雜——像是穿越了海底的風暴，然後，一個帶着哭腔的聲音從電話線另一頭擠出來：“蔚青……我……我收到了那張報紙，還有……那些信和遺書……”

是婉芝。她聲音哽咽得快說不出話，隻一遍遍地說着：“對不起，對不起……”

“我不在，我不在她身邊……”她帶着哭腔的聲音忽高忽低，“我不該…我不該鼓勵她去演電影…不該…”

她哭了整整五分鐘，陳蔚青一句話沒插，仿佛隻是一具接聽器。

最後，那頭突然傳來另一道說着法語的男聲，然後是蹩腳的中文：“時間到了”。

話還沒說完，長音嘟的一下，電話就被切斷了。

陳蔚青站在電話前，沒挪動一步，像一塊石頭一樣，一直站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