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就這樣平靜地流動着。

南州的木棉花謝了又開，街邊的茶館換了招牌又換了老闆，永豐紗廠外那條舊軌道終于鏽死，再也沒有火車路過了。

沈時硯留在了南州，在南州的大學教書，講幾門電機原理，學生們一開始總害怕他不苟言笑，後來才知道這位沈老師溫和得很，甚至有點呆呆的，連講錯了都會低聲跟自己說“沒關系，再想一想”。

他搬出了沈家，搬進了大學的狹小的宿舍，樓下的貓冬天會躲進鍋爐房，他常給它帶一塊點心，說是“替她喂的”。

黎婉芝也從巴黎回來過，但不久又回去了。

她已經不像從前那個總是興緻勃勃講文學戲劇的女孩子，穿得更淡、更靜，舉止比以前更沉穩，但一開口，還是那個婉芝——她捧着從巴黎帶回來的點心盒，對蔚青說：“你看，這個包裝是不是特别像簡畫的那張小畫？”

那年八月，他們四人一同去了城郊。

那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山頭，樹木雜亂，風一吹草就倒下來一大片。他們帶了一塊素白的石碑，是蔚青托人刻的，字也不多：

“羅簡之墓。

碼頭之女，戲台之魂。

一個不該死的人。”

他們沒有焚香，也沒有放鞭炮。隻有風穿過枝葉，發出細微的聲響，仿佛那個女孩還在唱那首舊電影裡的曲子，唱得不準，卻唱得認真。

黎婉芝在墓前蹲了很久，眼圈紅了也沒哭出來，隻輕聲說了一句：“對不起。”

沈時硯放了一本寫滿筆記的小本子，是她教他識字時用過的那一本。他說：“這是她寫的第一篇文章，我替她抄了一遍。”

羅熾南從衣兜裡掏出一把碎銅币，說：“她小時候說要拿錢買戲服的，結果每次都被我搶走。”他低頭，把那幾枚錢一枚枚放在碑前：“還她。”

陳蔚青最後站在碑前，許久沒說話。風吹過她的發，她才低聲道：“你不在的時候，我們都做了些努力。雖然不多，但……我們還活着。”

風突然大了一些，像是誰在山那頭笑了一下。

那一刻，他們終于像是正式，跟那個一直牽挂在他們心裡的女孩，道了别。

再後來，就是盧溝橋的槍聲。

1937年夏，南州街頭的報紙開始一張比一張沉重。

陳蔚青坐在桌前，望着最新一批電報，手指輕輕摩挲桌邊，心跳有些亂。她知道，那個一直往前推着他們的時代，終于徹底撕破了遮羞布，不再僞裝和平。

他們五人，在這個夏天，分别走上了不同的路。

沈時硯走得最快。

那天深夜，他敲開了陳宅的門。

“我要走了。”他說，神情平靜，“這次是真的走，抱歉，這次不能聽你的。”

“去哪？”蔚青說，她突然發現有些害怕。

“延安。”他說，“他們那邊需要人做技術支持，電機、密碼破譯，還有工廠搭建——我都能做一點。”

“那裡…很危險。”她說。

“是啊。”他低頭一笑，“但總得有人去，不是嗎？”

她沒有勸，也沒有挽留，隻是頓了一下：“你一個人去？”

“有人來找我。”他擡頭看她，“我很早以前就想去做點真正的事。你還記得嗎？當年我剛剛回來的時候，大家都圍在我身邊，誇我年輕有為，但其實那麼多年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做成了什麼。”

她怔了片刻，點了點頭。

他轉身離開的時候，她忽然叫住他：“時硯。”

“嗯？”

“我們會在見的，就在紗廠的鍋爐房。”她說得平靜，“我有預感，就跟之前一樣，就跟你從北平回來那天一樣。”

他笑了笑，仿佛那是理所當然。

羅熾南是第二個做出決定的，他從來沒想過要走。

那天是紗廠月末結賬的日子，陳蔚青從賬房出來時，在樓梯轉角看見他坐在樓下的石階上，抽煙。他身上的工裝沾着一點粉灰，袖口挽到肘，一如往常。

“我聽說了。”她走過去，站在他旁邊，“他們在查你。”

“查我？”他笑了一聲，煙霧在鼻息間晃了一晃，“他們查的人多了去了。”

她沒笑，沉默了一會：“你想好了？這可不是一般的危險。”

“嗯。”他點頭，像是在說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我留下。”

“我不是說你留下，我是說你組織大家幹的那件事……”她環顧四周，還是沒敢說出“地下抗日組織”這個名詞。

“那是我該幹的事。”他掐滅煙頭，擡頭望向天色，“這幾年我跟工人們一起念書、印傳單、教他們識字……但你也看到了，有時候光是知道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