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人多。以前在黑市混的時候，能搞來一車香料、也能找到印刷機、藏人、送信、散傳單的人。”他站起身，神情比平日更沉穩了些，“我們已經有了夜校，有了工會，下一步，就是……換個名字。”

她看着他，眼裡有什麼東西微微晃了一下。

他頓了頓，輕聲補了一句：“她走的時候，我什麼都沒能做。現在該有人做事了，我總該做點什麼。”

說完這句話，他轉過身，朝紗廠後門走去。

陳蔚青沒有追上去，隻是望着他背影一點點沒入傍晚的光影裡。

風吹過來，像是誰低聲說了一句“記得我”。她下意識地攥緊了衣袖，低頭，許久才歎了一句：“……他本來就該是這個樣子的。

第三個做出決定的是梁憫初。

那天是一個陰天，南州街頭的風有點怪，吹得樹葉晃晃悠悠，像要落又不肯落。陳蔚青收到梁憫初的信，說請她赴一聚，落款沒有署名，地址是一間舊書屋。

她過去時，門虛掩着，院中竹影斑駁，像是許久沒人走動過的地方。她推門進去，他已經坐在一張長條桌旁，低頭攤着一本書，像剛剛翻到某一頁，也像在等她。

“來了。”他說，語氣溫溫的，沒有起身，像四年前教書時每一堂下課前的最後一句。

她點頭，在他對面坐下。茶已經泡好，水面漂着幾片幹檸檬葉。

“最近……南州不太安穩。”他輕聲道，“我過幾日準備回香港。”

陳蔚青沒有立刻答話，隻把杯子轉了一圈。茶還溫着，她低頭聞了聞，沒喝。

“香港那邊……”她說着，沒說完，隻轉而問，“你自己去？”

“暫時是。”他頓了一下，“如果你願意…跟我一起的話，那就是兩個人。”

“什麼意思？”

“你願意跟我一起走嗎？”

她心頭一顫，這句話居然矛盾的既沉重又輕盈。她意識到，如果在十八歲那年，老師問出這句話，自己一定會不假思索地點頭答應，可現在，這個問題隻像是遠方飄來的一陣風。

“我想你也看得出來，最近不少人在動。”他停頓了下，“我會做一點……”

他把聲音壓得很低很低：“南州的消息，需要一個中轉站，去到重慶、去到延安，香港是最好的選擇。“

她沒有說“我跟你一起”，隻是看了他很久。窗外有人喊賣菜，聲音細細遠遠地飄進來，她忽然有些恍惚。她發現老師還是那個人，那個溫柔的、正義的、理智的人。

隻是她已經和從前不一樣了。

“我不能走。”她回答，然後輕輕一笑，“但是，老師，你不知道我曾經等這句話等了多久。”

“我知道。”他像是搶答一般回答了她，又頓了頓，忽然道，“我很高興你沒再等了。”

最後是蔚青自己。

軍隊入城那日，南州街口貼滿了新政布告。字印得密密麻麻，口氣卻溫和得近乎誠懇：恢複商業秩序、保障工廠運作、禁止暴力掠奪……像一封寫給“未來和平”的請帖，隻是那紙張太白，白得幾乎晃眼。

陳家名下的幾處産業——香料倉、木行、還有紡織廠，很快就接到了“合作”通牒。負責來談的人西裝革履，自稱“兩國貿易振興聯盟”的事務所代表，說話極有禮貌，甚至還帶來一瓶酒，說是“敬陳家”。

她沒有接那酒，隻是靜靜地聽完他們的話，一言未發。

她心裡很清楚，這不是什麼振興，隻是把南州最後的心跳掏出來，換上另一種節律。而她若答應，陳家會“安然過冬”，若不答應——她瞥了一眼廊下伫立的家仆、賬房、還有那幾個一直跟着她的老人、還有父親——那就不止是她一個人的事了。

那一夜她沒睡，在書房坐了一整晚。風翻着案上的舊賬本，每一頁紙上都寫着數字、重量、香料名，一行行的墨迹像是母親當年留給她的叮囑。

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走到了母親曾經走到的位置——甚至更遠了一點。但她無法再做出那個決定了。

第二天清晨，她找來陳聞禮。

她并不是有多信任那人，但他是唯一合适的人選，他聰明肯幹，雖說貪婪了些，但至少絕不會做出賣國求榮之事。她看着堂哥，一字一句地說：“從今天起，陳家歸你管，要是他們有個三長兩短，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

他先是一愣，旋即低聲道：“你這是……？”

“你放心，”她聲音平穩，“我隻是換一個地方做我能做的事。”

她沒再多解釋，怕一解釋就軟下去了。

三日後，她從後門悄悄離開，走的是老商路——南州通桂林的小道。那年正值初冬，木棉葉落了一地，沿途的山村被晨霧吞沒，腳下的泥濕得幾乎粘鞋。她背着一隻黑布包，裡面是幾本書，一套舊衣，還有一些零件。

沒有旗幟，沒有誓言，沒有送别。

但她知道，她不是流亡，而是遷徙。

她要走的那條路，通往重慶，通往那些聲音和手——那裡的紙張還在印，那裡的學校還在講，那裡的青年還在反抗，還在默默把手伸進火裡。

她不知道自己最後會變成什麼樣，但她知道——自己已不再是十八歲那個會說“我想讓世界聽見我”的小女孩。

她不再等世界聽見她了，她會主動走進去。

走進風暴裡。